章太炎与散文理论现代化的再选择

中国散文的现代化是通过"革新"与"祛旧"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对"阐教翼道"的散文正统做出系统、彻底的清理。这其中章太炎对"散文"范畴的划定、对散文审美标准和范本的独特选择、对严复、林纾等散文正宗的颠覆性评价,都对此后文学革命的散文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此为线索,为中国散文理论现代化提供一种考察路径。     

抗战时期学者散文的自由诉求

抗战时期的学者散文创作,从不同角度言说着自由对于人之生存与文明进步的意义,以重建民族文化为主流价值取向,融会中西文化资源,以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思为载体,在"审美"和"审智"的不同向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自由更加深入而丰富的思考.     

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晚清散文话语建构

梁启超、严复、王韬等晚清的思想者散文家,以散文的方式参与其时代话语的建构.他们的写作凸现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所通常具有的模式特征.时代的命定、社会身份的规定和个人特殊的心路历程等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散文--晚清主流散文,是以时代主题的表达为要务的.这一类散文有着思想的偏至和审美的弱化等特点.     

散文意境创造的特色

散文创作也和写诗一样,都致力于意境的创造。晚清美学大师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巳。”(《人间词话》)近代散文理论家林纾也说:散文写作要“后文采而先意境”。是的,意境是散文的艺术生命,它的有无或深浅,往往关系着散文美学价值的高低与得失。那么,何谓意境呢?按我国传统理论的说法,即指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描写对象融合为一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境界,是实境和虚境、象内和象外的艺术统     

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有待破解的法律之谜--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一)

我国近现代继受民法诉讼时效制度时,没有发生如同西方激烈的伦理争议,理所当然地以"效率"和"有利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诉讼时效理论基础全盘加以接受.民法学界对于诉讼时效理论基础的解释,混淆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差别,抹杀了实体立法与程序立法的目的,颠倒了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在功利分析还是逻辑实证方面都不成立.必须跳出既有的理论领域,寻找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之谜.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两种认同理论:整合抑或分立?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史泰克和伯克的认同理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认同研究取向.他们均以认同概念为核心创建了理解自我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论,因而共享"认同理论"的标签.本文在分别对两种认同理论描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它们的理论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分歧.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搜寻"内部人"的视角盲点或他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细节,剖析两种"认同理论"的事实关系的另一面以及未能整合的问题所在.     

2004年宪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一、宪法学研究概况 2004年,宪法学的学术研究活动非常活跃.3月2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政理论研究所主办了"社会转型和宪法修改"理论研讨会.5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9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五四'宪法颁布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9月1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和行政法治中心共同主办了"五四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学术研讨会.9月25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学术研讨会".10月23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5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重新阐释爱默生散文《自助》

爱默生在著名的散文《自助》中指出,相信自我的根源就是“自然或本能”.这句革命性的话语因重新阐释了自我与神的关系而改变了美国宗教.爱默生在“自助”中把追求道德完善与自然联系起来考察,与中国道家的修道和生命意识统一相似.如果在道家视域中来解读爱默生的散文《自助》,会发现爱默生对人与自然的重新阐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中对自我的不同理解,爱默生自助观给信仰危机的19世纪美国人指明了方向.     

重估白马湖散文精神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奠定

"朱光潜热"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对于朱光潜"如何走上美学之路"的问题,却始终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曲折复杂的历史境遇中经历过"两期三阶段"的发展,纵览其思想脉络,有一套清澈隽永而又自然畅达的话语方式和价值坚守一直贯穿其中,奠定了朱光潜美学最突出的精神特质和审美底蕴,这就是白马湖散文精神。通过澄清朱光潜思想的美学起点问题,不仅有利于推进和完善朱光潜研究的整体性,同时对于重估白马湖散文流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