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信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以福建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福建省民间信仰为例,主要从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等方面讨论民间信仰对于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代际抚养合作关系中女性家庭权利的嬗变——基于婚姻法中“家”的分析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首次将"家庭成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赋予其规范性地位,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对未成年子女的代际抚养合作。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在构建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刻意消解了传统文化中"家"和家庭成员的"身份"意义,突出"人格化"的行为模式。作为社会概念的"家庭成员"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成员"对"帮助抚养"有不同的理解与期待,法律在修订过程中虽然扩大了家庭成员的范围,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帮助抚养"权利义务关系构建的"人格"基础,在逻辑上与现实中都无法自洽,使代际抚养合作关系中女性的正当利益诉求被漠视。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观照中国社会家庭现实,重构完整的、彰显身份品格的家庭概念,以促进良好的家庭关系形成与发展。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

农村劳动力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理论上,诸多学者都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过富有价值的研究。本文基于2007年福建农村的调查问卷资料,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强,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回流的意愿最弱;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在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以及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时,一方面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回流的共同影响因素,采取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以及所受制约因素的不同,对症下药,全面考虑。     

农村家庭养老中女儿的角色——山东潍坊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当下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倒金字塔式"的养老结构变得愈加风险重重。不作为父系家庭的正式成员并且原本不承担赡养父母责任的女儿,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养老本该是儿子的责任,并且此义务承载着天然的伦理性意义。"女儿养老"这一新习俗的出现,表现了社会变迁中传统养老模式中性别差异的价值和伦理基础与现代结构相互冲突与互补的现状。     

“妻管严”的婚姻生活幸福吗?——基于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的分析

基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本文讨论了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来说,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劣势地位(妻管严)会降低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但是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具体情境而发生变化:一方面,对受现代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和个人而言,这种消极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妻子的男性基于爱与需要的原因将部分家庭权力让渡给妻子,这也没有导致他们婚姻满意度的明显下降。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浅析单位意识的代际传递对大学生求职的潜在影响--从三个案例的分析出发

目前关于青年求职的讨论,大多暗含这样一个假设:择业受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当前的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价值观念随着改革开放已经完全地市场化了,单位意识很大程度地淡化。这种论点多是从宏观的角度,从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而推论得出,忽视了家庭环境和父母职业对个体价值观念形成的影响,忽视了单位制也会在代际之间发生传递。     

“拼爹”还是“自立”——家庭代际支持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普遍忽视家庭的代际支持作用,代际流动研究则极少关注空间维度。利用2010年、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全国兴趣点、道路网等地理数据,探究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年所在社区的建成环境品质受到父代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的双重影响,但后致性的自身条件对承租人的作用更强;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对房屋产权人的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城市房屋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提高,家庭代际支持对两类人群居住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却无显著变化。     

家庭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对湖北省五市镇593名中学生的调查分析

家庭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对湖北省五市镇５９３名中学生的调查分析郝玉章，风笑天在影响人的社会化的诸多社会因素中，家庭显然是最重要的，对儿童而言，尤其如此。家庭是儿童的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的一种，但人的社会化过程是连续的，儿童就是带着在家庭中...     

发展与规范民间融资的思考——对郴州市民间融资的调查与分析

民间融资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加强政策引导,强化监督约束机制,适当降低银行信贷准入门槛,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发展个人委托贷款,健全法规,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发展势在必行.     

移民区群众上访的社会学研究——基于对C镇的调查

群众上访一直是基层政府所遇到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运用社会学的视角,从C镇的经济基础、群众的社会心理、群众的社会依赖以及村庄精英博弈的角度来分析C镇上访问题严重的成因,并结合当地政府的工作经验,相应提出了对策建议。     

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基于多子女家庭的分析

家庭教育投资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直接原因,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投资的差异是造成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机制。以往针对教育投资的研究主要探讨家庭间的投资差异,对家庭内部不同性别子女间的差异缺乏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多子女家庭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显著向男孩倾斜,而非农业户口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中的女孩反而获得更多的教育投资;农业户口家庭之间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存在异质性,对男孩的教育投资倾斜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家庭中。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性别观念平等化,由家庭产生的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将逐渐减少。     

网络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消解与应对——基于海南省高职院校的调查分析

当前,网络文化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产生了消解作用,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从网络文化和高职学生两方面来探究产生消解作用的原因,并针对如何应对消解提出相应对策。一是积极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网络阵地;二是增强思想政治教师网络操作技能;三是丰富学生网络外的信仰教育活动;四是加强对学生的日常情感关怀工作。     

父权的延续——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

基于对34个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民工夫妻共同外出后,夫妻间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不平等关系复制到了城市。不平等关系得以延续的原因有:农村社区中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及性别规范对农民工夫妻的影响并没有减弱;受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家庭的整体利益抑制了农民工夫妻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农民工夫妻基于各自的能力进行分工,夫妻间能力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扩大趋势。     

经济先发地区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基于对珠三角地区T镇的实证分析

当前,经济先发地区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状况、服务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服务方式选择、社会组织参与服务状况、服务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加强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要深化思想认识,优化组织设置与功能定位,提高村级党组织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领导班子,创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农村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以及强化村级服务型党组织的服务制度供给和保障。     

政府、民间与教育总资源——基于OECD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中国教育总资源的水平、构成和流向以及归宿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教育总资源的水平与OECD国家相比还比较低;第二,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09年还未超过1995年的比例,民间教育资源比重较高;第三,中国教育支出偏向于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投入低于OECD国家;第四,中国教育过多的偏向公用部分,个人比例偏低。政策建议是:第一,政府必须大力提高对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不断提高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水平;第二,教育资源的提供必须多元化,要为民营教育的发展提供正向激励;第三,公共教育经费应该向基础教育倾斜;第四,不断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教育资源中用于个人部分的比例,提高教师待遇,降低公用部分比例,提高教学效率。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往关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较少考虑微观的家庭人口因素。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具体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陕西周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作用因家庭结构而不同。退耕还林政策既没有针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化,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有小孩但没有老年人的家庭较少从事外地打工活动,收入相对偏低,他们更依赖退耕补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