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工律》演变源流考释

《大清律例》是中华法系最后一部成文法典。清入关后,在明律基础上修成《大清律集解附例》,后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至乾隆五年定型。为维护法典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清廷规定法典律文不再变动,只根据需要修订条例。但频繁纂修条例,当时的司法审判人员断案往往难以适从,也使后来的研究者援引清代条例时常发生谬误。《大清律例》中《工律》律文变动最少。考察《工律》发现,清代立法者修订条例时程序严格、制作规范,因时制宜、考虑全面,整体稳定,局部完善,以平衡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动性。     

对《大清律例》中与孀居妇女有关条款的分析

《大清律例》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中的一些条款明确支持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为其守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一些妇女拒绝再嫁的权利。为了维持孀居妇女的生活,《大清律例》还从财产继承以及选择子嗣等方面规定了孀居妇女享有的权利。这些条款的制定,表面上使得清代孀居妇女比一般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利,本质上却是清政府提倡妇女守节的工具,是造成清代节烈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律中条标演进之论纲——以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为例

中国古代著名的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都有条标,条标是这些律中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不断演进。在演进中,这些条标保持了共同点,具体表现为:条标的分布具有共同点、所含内容具有共同点、种类也是具有共同点等。它们在演进中还存在着不同点,后者总比前者有不同程度的演进之处。在这些条标的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技术问题,形成不同点的原因问题和条标演进的走向问题等。     

贾宝玉的罪与罚：宝玉挨打的法律分析——以《大清律例》和《刑案汇览》为视角

《红楼梦》中从＂金钏儿之死＂到＂宝玉挨打＂,就贾政获知的事实而言,贾宝玉触犯刑律,其行为构成强奸未遂致死和子孙违犯教令两项罪名,应受清代律例的的处罚。而贾政由此对贾宝玉实施的杖责,是来自于家族和国家家长权的行使,家长对子孙的惩戒有其限度,但亦有例外。由此可以开掘＂宝玉挨打＂一事的法律背景,理解杖责背后的家长、家族与国家。     

论中国古代法中的例

例作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例从唐代开始出现,历经宋、元、明、清而至大成。例的兴起,是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有中国的实用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例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是独特的,它补充和完善了律,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超越了律。此外,例对法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以后,在向西方学习的法律改革中,例作为法律渊源的传统发生了断裂,从此成为了历史。     

边屯文化论——以永胜县为例

边屯文化是历代政府推行“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政策的产物,是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以边地土司文化为依托,融汇当地和周边各民族文化,又具有典型的军屯戍边特点的文化现象。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内地军民奉调屯驻,故称“边屯”,边屯文化应时而生。     

论专业人士统战工作——以湖北省为例

湖北省委统战部在对湖北省内专业人士协会开展专题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全省专业人士的基本特点,专业人士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就如何在专业人士队伍做好统战工作提出对策。     

再论中国竞争法立法例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竞争法已形成三种立法例,以美国为代表的松散立法例不适合中国,以德日为代表的分立式立法也已失去选择的价值。中国应该选择一元化立法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法》,实行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统一,实现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的统一,实现传统竞争规则与转型社会的有机结合。     

论工具不能犯——以故意杀人罪为例

在我国,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备主观罪过和客观危险性,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随着刑法学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关于不能犯归属的争论烽烟四起,主要观点是有罪说和无罪说的对立。有罪说认为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有危险性;无罪说否认工具不能犯构成犯罪,不认为该行为具有危险性。在对于如何判断危险的有无方面,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基本对立。从我国通行的刑法理论出发,对几种基本的学说进行讨论,得出结论:当前在判断危险性的有无上仍应坚持具体危险说。     

论框架公约——以国际环境条约为例

本文以国际环境条约为例,介绍了框架公约的发展历程,集中讨论了框架公约方法的优缺点,指出框架公约的实质是协调国际立法中的政治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框架公约不仅是国际法在形式上的创新,同时也包含了在条约法上新的表达同意的方式,由此引发了在国际法中主权、效率与合法性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当事人之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布,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工商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对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的权利冲突可为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工商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而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似乎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法律规制之中。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

根据社会科学本土化学者们的主张和实践,可以区分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即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的分析模式大体相合。不过,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的分类模型只具有帮助我们进行事实判断的意义,而不具有帮助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意义。     

论文化产业提升城市形象的策略——以重庆为例

在提升城市形象过程中，重庆面临城市文化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城市竞争力的发展。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发展文化产业，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因而，本论文从发展文、化产业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一些增强重庆城市文化影响力的建议，提升重庆城市形象。     

论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关系——以甘肃为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实现总体小康,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民族关系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对地区稳定、社会发展、国家命运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民族关系与甘肃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论宗教活动场所的治安管理——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为例

宗教活动场所的治安管理,是保障宗教事务及宗教活动健康有序的需要,是保证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和观光游客以及文物安全的需要,也是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破坏的需要。作为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治安管理是其职责所在。在西藏,尤其是拉萨,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治安管理显得更为重要。     

论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自信——以广西为例

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自信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民族地区文化历史悠久、特色文化资源丰富,蕴含着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观,是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自信的基础。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自信有助于增进中华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地区整体文化形象以及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地区文化自信,必须确立正确科学的文化坐标,传承、弘扬和创新民族地区文化价值观,发掘、整合、提炼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构筑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防火墙。     

论模因论的时代标记性——以“-in”词的演变为例

模因作为语言信息传递的基因，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时代标记性，其文化意义内核产生不同的发展状态。社会成员会加工处理变化了的语言信息，符合时代要求的语言会得到继承和衍变甚至突变，相反那些不适合时代需要的语言会被淘汰。所以对于语言不能以静态的观点认识，语言是和时代相结合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机体。模因作为语言信息的单位，其时代标记性，证明了语言的动态性。     

论行政效能建设的切入点——以梧州为例

我国行政效能建设面临着提高行政效率和体现社会价值的双重压力,而梧州以工业项目引进和民生项目建设为切入点而展开的行政效能建设,不仅破解了这一难题,而且促进了梧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