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行性探析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批捕阶段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可以避免未成年犯因羁押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心理伤害,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实现对受害权益的救济。但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应该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完善制度措施,以发挥刑事和解机制的效用。     

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之一,其是否公正、完善、科学,直接影响着我国诉讼法制的建设.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程序公正方面.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不公正情形,分别从传统法律文化、立法、司法以及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有所裨益.     

刑事侦查权问题研究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公权力,它的立法及适用完善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刑事法治要求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现代侦查权,然而我国的侦查权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刑事侦查权的重塑应在厘清诸如侦查权的定义、侦查权的特征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强化侦查法治主义理念,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刑事诉讼效率问题研究

如何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与不断增加的司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基于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我国有必要从制度和运作两个层面进行一定的改革，以提高诉讼效率。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刑事诉讼中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补充和限制。赋予特定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为了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免除特定证人的作证义务远比国家强迫其作证从而获得个别的司法公正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着现实的可行性,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     

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辩诉交易”,但并不是美国式的“辩诉交易”。有必要对我国的“辩诉交易”进行重新设计,提出条件,建立相关的制度与程序,从而发挥其作用。     

新时代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模式研究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上来看,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范畴。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主要配置给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极少具有强制执行权,这种权力配置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未有效实现立法者设计这种模式的初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应遵循法、理、情的相互统一。在尊重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轨制"的基本模式下,应根据行政性标准和重大性标准,适度减少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类型,努力增加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类型,进一步改进和规范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模式,全面推进和不断创新行政非诉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论刑事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维护审判的公正。为深刻理解控审分离的合理性,本文从分权制衡理论、程序正义价值理念、程序主体性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诉讼经济理论等角度,对控审分离原则赖以形成和维系的理论基础作了深入探讨。     

小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关于新刑诉法中社会危险性规定的思考

新刑诉法出台后,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其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对于社会危险性的细化规定被视为尊重和保障人权、降低审前羁押率的重要举措.但是通过考察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的相关规定,以及结合我国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试图仅仅依靠该规定来降低畸高的审前羁押率是不大现实的,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进行配套完善.     

“Rally Round the Flag” Events for Presidential Approval Research

Since Mueller's [Mueller, J.,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 18–34.] pioneering study, students of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 have agreed that major events affect these ratings. Despite this consensus, there is wide divergence in the ways that scholars have selected events for inclusion in models of approval ratings. This inconsistency inhibits direct comparisons across studies and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results are contingent on those selection criteria. Thus,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approval may depend on the details of selection criteria. Practically, scholars analyzing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 for any theoretical purpose must construct a list of events themselves, which takes considerable time. We propose a set of selection criteria and construct a list of events from 1953 to 2006 that scholars can employ. We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list of events generates empirical results that comport with extant findings in the presidential approval literature.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Priming Presidential Approval: The Conditionality of Issue Effects

Variation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priming are traditionally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news exposure. We contribute to this literature by consid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ontent of an issue prime drives its use in presidential approval. Using a macro level approach, we combine public opinion data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 from 1981 to 2000 with content analyses of presidential news coverage to see how media attention affects the way issues are weighted in presidential approval. We fin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issue primes depends on issue content, such that familiar and understandable issu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rimed than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issues.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

加入WTO，我国政府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规范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行政审批范围的设定是确定行政审批其他相关内容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的原则，从而提出规范行政审批范围的对策。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侦查目的观将设计构建出不同特色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侦查 程序制度应当是具有我国特色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程序设计。对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 应当是建立在明示我国侦查目的观的基础之上,遵循我国法制建设的一般原则,全面考究我国的法律体系、 国情现状以及现行刑事侦查程序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具有可实现性的研讨。     

试论政府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及监督

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是全体公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政府权力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进行运作。公正、透明、民主、市场原则是政府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规定了权力运作的目的、方法和过程;权力的运行程序则保证了权力行使的正确性和规范性;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环节。     

论辨认中的见证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辨认经过和结果需要见证人见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依托刑事证据学的基本理论，考察国外有关辨认的法律规定，从确保侦查实践中搜集证据的真实、合法的具体使用方法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辨认结果不需要见证人亦可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