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遏制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苏联自1933年起便通过“东方公约”、莫斯科谈判试图同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未获成功。此后，为避免提前卷入战争，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二战期间，苏联通过与英美结盟，保障了自身战后在波兰、德国和远东的利益。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明确，在二战的动乱年代，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利益。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探析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是一种典型的地缘安全观。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它形成的基础，东正教的救世观念是其思想支柱。其中，领土扩张是这种安全观的基础和核心，它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内外政策，在经济上赶超西欧邻国，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特别注重地缘环境和军事实力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俄罗斯选择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地缘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传统安全观则又一次再现。     

“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观的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安全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意识逐渐让位于新安全意识.东盟也形成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要素、安全重心和安全范围等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观都发生重大变化.     

简论苏联对西班牙内战政策的转变

在西班牙内战初期，苏联秉承其既定的外交原则——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争取同英法的友好关系，参加《不干涉协议》，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以及出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仅两个月后，苏联便调整政策，转而通过物力、军力手段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苏联政策的转变也对此后苏联的国际处境及对外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

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安全理念的新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它是针对传统安全观在解决安全问题时的不足而提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反映了亚洲各国对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向往。它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现时代的延伸,与亚太版合作安全观相辅相成,也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高度契合。但它的落实目前还面临诸多困难,只有综合利用舆论宣传、政经互动等手段,同时积极推动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导致能源安全观的重塑，追求供需安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被一种新的综合能源安全观取代。综合能源安全观不仅涵盖了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而且广泛地涉及环境、气候和人的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一些重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储量集中于战略空白区、能源需求的集中、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去稳定化、不可抗力、能源运输阻塞点、不确定的投资环境、资源民族主义和气候变化。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能源安全议题外，中国能源安全还有其特殊性，化石能源峰值，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过快，不仅制约了化石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进口依赖度将不可逆转；从全球化时代的综合能源安全观来看，中国严重依赖煤炭，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因此，能源安全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归根结底，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重构能源消费体系对于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安全问题,是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 方法。在文化安全主体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观特别关注的是个体的 文化安全与人类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注重文化安全威胁 的外生因素,更注重文化安全威胁的内生因素;在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将 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而且更强调合作共存,强调文化的真善美,强调文化在沟通不同文 化群体及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安全边界方面,非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动态思维而非静态思维来 看待文化的安全边界问题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内涵与安全内涵均发生重大的变化,建立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基础上的旧的安全观已经不适应亚洲形势的发展.倡导新型安全观已经成为亚洲的客观需求和历史必然.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既是安全观念上的一次创新,也是安全规范和安全秩序领域的重大变革.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实践将引导亚洲安全秩序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以及从权力型向创制型的转变.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

女性主义在批判、修正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同时拓宽了安全的含义, 但目前还没 有形成系统的安全理论。女性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安全, 今天的安全不仅仅涉及到 个人、群体和国家, 而是整个人类;安全是综合安全, 女性主义者认为, 人类安全使得安全的概念不 仅从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和环境层面上, 而且还要向更深层次拓展, 它包括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层 面;安全应该是多层次的安全, 即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 也包括家庭和个人的安全。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安全合作中的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比较分析

2001年在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各国和各地区逐渐认识到,安全不再是单一的安全、单边的安全,安全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已经衍生为合作的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存在两种安全观:一种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以对抗、结盟、干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安全观;另一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相信任为纽带,以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以合作、对话、开放为表现形式的新型安全观①。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就是这种新型的安全观。这两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都重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它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本文主要从三…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9·1 1”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 ,尽管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但是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 ,世界仍然是不安宁的。“9·1 1”事件的发生就突出说明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安全因素的变化说明的另一问题就是我们必然要对传统的安全观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 ,逐步确立新形势下的“集体安全观”和“全人类利益安全观” ,重视联合国在国际合作反恐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