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

面对当前亚洲“法治”建设之窘境，找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存共荣的美好前景。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广告话语霸权的生成机制研究

广告话语霸权是以经济资本自我扩张为内在动力的,广告话语编码者通过对企业或产品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进行加工,完成承载了特定"知识"的广告话语.广告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温和的暴力",再通过与大众媒体结成"合法化一权威",经过对简单断语的重复灌输,最后建立起广告话语霸权.实际上,广告话语只是媒介和资本所借用的"躯壳",其所显露的霸权本质上是媒介和资本的霸权.媒介和资本通过广告话语霸权这一形式获取并分享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霸权地位.     

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谈起

美国作家塞林格发表于 1 95 1年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方式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 :他用“低俗”的语言消融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 ;从独特的青少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打破了权力话语和传统的美学观念 ;以非人格化叙述的“无言”搁置了真理和终极意义。塞林格的创作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期西方后现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是后现代叙事文本的经典之作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誓与法

法律上的“誓”最早与话语、诅咒相联系 ,具有法人类学的意义 ,它体现了原始宗教与秩序的关系、信仰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在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 ,“誓”所映现的正是关于法律神圣的古老理念。中国古代儒法文化中“约”的概念是原始宗教意义上的“誓”在道德精神上蜕变 ,是一种超越制度的道德阐释。较之中国 ,“誓”对西方法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浅议中国古代农民社会与宪政之绝缘

宪政是从西方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出了完政文化，同时宪政也是现今世界各国普遍所追求的目标，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历史中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宪政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的更替为何总无法实现宪政制度，为何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宪政绝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角色

把问题摆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是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方的全面交流,其裹挟而来的文化冲击也进一步促使传统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内含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共同塑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影响力很强的“文化装置”,媒体具有极强的“聚合力”和“辐射性”,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当下传媒的文化表现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未来走向。应确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熟、健康的文化形态,大众媒体应当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努力寻找出一条展现自身使命之路。     

"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本文针对当前亚洲"法治"建设之窘境,提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的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的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存共荣的美好前景.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诗学视野下的“工拙”论溯源

"工拙"源于"巧拙",最早用于评价人物性格的灵巧与笨拙;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专有名词首见于梁代;声律论的创始人沈约首次以"工拙"论诗,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原则和方法."工拙"论建构了中国古代艺术新的审美理论,丰富了中国的对立诗学体系,展示了中国诗意美学的意蕴,对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和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台湾文学场域的中国文化属性

文学场域是由影响文学作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作为元场域的文化场决定着它的性质和走向.台湾的文学场域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环境中生成与发展的,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学的灵魂,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     

论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的界限

鉴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对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立法缺陷,在分析我国现行驰名商标行政认定制度中有关驰名商标"驰名"界限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国际上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制度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驰名"界限所涉及的四个参数即"驰名"的基准点、"公众"范围、"知晓"广度和"声誉"程度作了讨论,以为今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制度构建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批判与体察——直面中国“十七年”文学景观

从1949到1966年,中国"十七年"文学呈现复杂的景观.特殊的政治情势和氛围,使它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译介,给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农村题材作品、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社会主义"新悲剧"作品得失相依,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持审视历史的批判态度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给予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

主要基于文字学的证据和先哲的相关言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知而获智"的智慧观."知而获智"观既具有"定义智慧的视角恰当"与"蕴含转识成智思想"等两大优点,也存在三点不足:其一,易让人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其二,未看到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时个体心智加工的本质区别;其三,易让人将智慧误解成纯粹的认知概念.智慧本是真与善的合金,纯粹认知领域的"聪明才智"只属于"真",它既可助人为善,也可为虎作伥.所以,没有善心的引导与催化,只追求私利的"智"只能称作"小聪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一个不可忽视的"斯芬克斯之谜"——邓正来先生前提性判准的文化缺位

时代诊断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一个时代、四重结构既是邓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诊断,也是其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批判的前提性判准.但这一前提是不周延的;无论是主流法学,还是邓先生都忽视了特权文化结构的存在,该结构经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机制而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国人欠缺规则意识和平等观念;这种文化结构与中国结构紧密勾连,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重建而言不能小视.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我国旅游法之“人本”考察

我国由于旅游基本法缺位、旅游专项法滞后和地方性旅游立法各异，从而导致目前对旅游者的保护不力，旅游资源不能高效合理规划和开发利用，“人本”思想理念在旅游法律及其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旅游法律所强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原则没有得到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厘清我国旅游立法的现状，并探讨旅游法律管理行为的不合理之处，意在强调“人本”思想的真实回归和加强系统立法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