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存在主要问题的剖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是指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以对话方式解决参与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诉求或利益问题。通过对话能够解决武力威胁和震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中,受民警自身素质的影响,还无法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进行对话。表现在：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形成阶段,民警不愿意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对峙阶段,民警不懂得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激化阶段,民警不敢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各个阶段中,民警不善于与群众对话。     

关于民警在群体性涉访事件现场处置中对话心理问题的分析

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不断进步和完善,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日益频发、突出的群体性涉访事件是大势所趋。通过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武力威胁和震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涉访事件现场处置中,受民警自身素质的影响,还无法同参与群体性涉访事件的群众进行对话。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和考察民警在群体性涉访事件现场处置中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     

论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柔性化策略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通常有刚性处置策略和柔性处置策略.柔性化的处置方式突出表现在它不依靠外力,而是通过利益双方或者多方对话、交流来达成共识来解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失灵及其对策——基于“乌坎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法学界主要从群体性纠纷解决、行政法治和宪法公民权三种研究视角,就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基于"乌坎事件"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失效、维护权益救济的法律失灵、法律维稳的工具主义是导致目前法律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主要原因,应从树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维、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台可操作性的现场处置法律规程三个方面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战术运用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控制现场局势.平息现场事态,需要讲究战术;调动使用大量警力和警用装备、器械,摆兵布阵,更需要讲究战术.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独特的场域、主体、客体，而且具有瞬间爆发性、虚实交互性、范围广域性和难以控制性。网络特性的外在诱因、求实追责的内在机理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本质特性引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搭建网络对话平台、争夺网络话语权及加强制度供给是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群体性事件现场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反映,公安机关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力量。明确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现场管理的原则、策略与方法,有利于将公安部有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现场指挥员的行动指南,提高群体性事件现场管理和处置的有效性。     

网络群体性事件：特性、成因及对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独特的场域、主体、客体，而且具有瞬间爆发性、虚实交互性、范围广域性和难以控制性。网络特性的外在诱因、求实追责的内在机理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本质特性引发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搭建网络对话平台、争夺网络话语权及加强制度供给是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的社会重大热点问题,是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和激烈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几年瓮安、孟连、陇南、石首等事件先后发生,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但公安学术界的灵敏度似乎不够。我们理应对一些问题进行新的论证。在贫富差距、住房、就业、医疗、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前,在社会对话和解决的良性机制真正建立之前,可以预见,群体性事件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也将长期进行。不断追踪、探索、预测群体性事件中的新问题是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