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视野下量刑情节的考量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重要辩护类型。要想做好量刑辩护,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如何发现并正确运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定罪情节不同,其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主要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等类型;在刑事辩护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运用方法,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不仅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情节,还要注意刑事政策对量刑情节的影响。     

论量刑情节的法理基础

量刑情节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解决该领域的法哲学问题。量刑情节制度也必须有其理论依据,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缺乏其赖以存在的根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量刑领域中的统一是量刑情节制度优化的理论前提,“活的法”观念是该制度的实证基础;从其适用基础上分析,量刑情节制度的优化能弥补法的实效性与法的效力性之间的裂缝;该制度的设计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思想,当然不能超越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略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认为公诉案件由控方举证,自诉案件由自诉人举证。针对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与证明责任问题有关的情况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刑事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划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个方面,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证明责任分配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不同的量刑情节要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强奸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和处罚

强奸罪“情节特别严重”与否是适用不同法定刑的分界线。刑法第139条第3款规定,犯强奸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对于稳、准、狠地打击强奸犯罪,实现量刑的综合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伸缩性很大,司法实践中各自的理解、掌握很不统一,因而量刑上势必造成很大不平衡。为此,“两高一部”曾于1984年印发《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对强奸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案发经过”：证据维度下的改革走向

“案发经过”材料为提高诉讼效率、正确量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的证据地位和作用颇受质疑。根据“案发经过”的内容考察它的法律属性，将“量刑情节”部分认定为书证，以此为基础，进行击异质化的改革：在理念上。重视罪轻情节证据的收集；在内容上，仅保留量刑情节部分；在称谓上，统一改称为“到案经过”；并建立完整的证据链务体系。     

民愤与死刑量刑的关系——死刑量刑中对“人民司法为人民”理念的贯彻

“两高”报告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两高”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决心。同时“人民司法为人民”的理念也有助于推动和谐司法的实践。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民愤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量刑之间的关系，将直接提升司法实践的社会认同度。科学把握民愤与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量刑的事实根据及量刑要素之匡正——基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2条、第13条的考察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罪刑均衡的重要试点性文件.但该意见第2条、第13条对量刑的事实根据、量刑因素的分类以及“酌定量刑”的适用规则之界定皆值得商榷.量刑的事实根据必须体现刑罚目的；罪刑法定原则与量刑的基本原则决定了“法定量刑要素”与“酌定量刑要素”都是刑法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只不过前者是刑法具体规定,后者是概括规定的情节.因此,量刑时法官对“酌定量刑要素”必须认真全面考察,不具有自由取舍的权力.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强制性死刑问题研究

强制性死刑，又称绝对确定的死刑，是指当满足一定的罪状条件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必须判处死刑，并无任何裁量空间的确定性死刑刑罚。作为死刑的一种特殊情形，强制性死刑的设立旨在威慑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给予犯罪人以毁灭性打击。然而，强制性死刑不仅在国内法体系中面临着合理性危机，也在国际法层面上有违人权保障的要求。只有废除强制性死刑条款，才能避免出现上述两方面的弊病，更好地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在少年司法中应当综合考虑公正与功利的价值目标,实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公正与功利二者最大程度的相统一。当两个法律价值相冲突时,在少年司法领域功利价值优先于公正价值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刑罚价值观之下,刑罚适用的宽严也不相同,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的任意性,需要以能动司法来平衡公正与功利的理念,区别对待强化量刑程序的方法来实现对少年的特殊保护,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略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形成的行政处罚较为普遍 ,滥用行政裁量权严重的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随着刑法理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对犯罪行为不一定采取诉诸法院适用刑罚的态度,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起诉裁量权。我国法律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不大,适用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应当从改革检察官考核机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立多种不起诉程序等多种途径加以完善。     

量刑根据和量刑基准

量刑根据是决定刑罚量最根本的依据,对量刑诸要素是否应当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具有识别、过滤功能。责任基础上的预防是量刑的正当化依据。一般而言,量刑基准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起点;具体而言,量刑基准是在排除任何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后,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量刑根据是量刑的本体论问题,量刑基准是量刑的方法论问题。前者对后者的确定方法具有决定作用。     

罚金刑执行难解决途径之探索

罚金刑在我国作为一种附加刑而存在,在刑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任何一种刑罚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通过对罚金刑执行现状的反思,提出了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制度构想——主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