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问题——与唐昌兴同志商榷

唐昌兴同志在《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期发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一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历时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粉碎‘四人帮,能否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对于这一涉及党史分期的问题尚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瞭望信箱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三十期所载的《肖克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一文在谈到“怎样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根治一些人身上的‘左’倾顽症”这一问题时说: “首先应该查清病因,找一找自身有什么‘先天不足’。我们党产生于小生产占主要地位的中国,在它的许多党员身上就反映出了小生产者从自已所处社会地位中带来的‘左’的‘基因’。……”     

悠悠九十载春培风雨路

“他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单线入党），不幸的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下，在随同‘新浙东日报社’转移的过程中，为防暴露整个队伍的机密，他的党组织关系证明随其它一些档案材料被全部深入海底。他立志要重新入党，然而1957年后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无情地摧毁了他这一孜孜追求。”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科学含义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第156页)本文仅从对     

根在哪里

最近读到两位海外作者的文章,都论及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也都涉及了“文化大革命”。一位说: “有些人以为‘文革’已经过去,譬如一场恶梦,‘不要提了。’即使是当初凶恶万分之徒,这时也说,‘我们也是受害者,算     

“绝囮去媒”

《三个‘最后一次’——记周恩来总理晚年三件事》,熊向晖同志记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宴请黄春谷夫妇前的一席话: ‘……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     

“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

1961年，周总理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周总理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那位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总理放下手中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那位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也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情况，没有考虑国内方面的因素，因此出了差错。周恩来略一…     

“文革”中的周恩来(二)

二、殚精竭虑 保护干部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8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革”之初,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揪走后,周恩来反复作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革”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     

走必由之路

前不久,某厂长在职工大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在改革之年,我们一定要砸碎‘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然后……”他的演说未完,下面已一片哗然:“哎,怎么把砸‘铁交椅’排在后面啦?”更有性急的小伙子站起来打断厂长的演说:“厂长,你们领导的铁交椅谁来砸?”厂长听而不闻,急急忙忙出了讨论题目,接着宣布散会。会后有人发出恨声:“我看谁敢砸我的‘碗’! 且不说厂长与工人互砸会出现何种局面,只这山雨欲来风满     

一张名单的前前后后——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关心与保护

《周恩来选集》,(下卷),已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这本选集,收入了周恩来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重要著作;记录了他在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工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珍贵成果,完整地反映了他在建国后的全部工作历程。 《周恩来选集》 (下卷)收入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周恩来为保护党内外干部、特别是为保护一大批党外朋友所作的不朽贡献。本文记述了周恩来围绕这张名单所进行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这张凝聚着周恩来心血与智慧的名单所包含的感人至深的内容。 本刊发表这篇文章,是对《周恩来选集》 (下卷)出版的庆祝,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必须抓紧抓好粮食生产

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他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兼听”“偏信”与“公话”“私话”

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唐太宗一次求教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颇以为然.这个从善如流的君主,胸怀博大,虚心纳谏,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遂有贞观之治.故事向我们阐明了怎样才能明达远见的道理.当今也有一则故事:一位领导干部下乡搞调查,向一位熟悉的农民问起农业生产的情况,那农民问他:“你想听‘公话’还是想听‘私话’?”噫!话还有公私之分.这位领导忙问:“什么叫‘公话’,什么叫‘私话’?”农民悄悄告诉他:“‘公活’就是面面上的话,‘私话’就是心里头的话.”这位领导从农民倾心的“私话”里,了解到不少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迫切需要     

张志毅的“生意经”

“作为酒店经理,就要讲‘生意经’。不过,我是社会主义酒店的经理,不能念50年前‘新亚’老板的‘生意经’,我们的‘生意经’不能离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这是上海新亚大酒店经理张志毅在1984年11月酒店实行经理负责制和全浮动折账工资制时,对全店职工说的一番话。 张志毅今年刚跨入50岁,他15岁时进一家糖果店“学生意”,30多年来一直在商业部门工作。1980年,他担任华山饭店经理。一年半后,经营状况平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试论邓小平两篇宣言书的时代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     

论信息对做好青年工作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工作都迫切需要反映迅速发展着社会现实的信息材料,团的工作绝无例外。”这是团中央书记王兆国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讲的话。他还进一步强调:“上至团中央各部门,下至每一个基层团支部都需要从当时、当地和具体工作对象的实际出发,获得决策的依据,不能只靠‘老经验’,更不能凭‘想当然’”,“必须明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了解和掌握信息,就没有决策权。”     

李荣琦的“反弹琵琶”

李荣琦,铁道部沈阳机车车辆工厂党委书记、厂长。他相貌堂堂,出语惊人:“我干书记10年,干厂长2年,我体会,政工抓一个‘人’字,行政抓一个‘数’字。‘人’就是人的思想,‘数’就是管理上的数字。”在一个将近两万人的大企业,作为第一把手,思想工作和行政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荣琦竟用两个字轻松道来。然而李荣琦的“人”和“数”并不是各自为战的,在书记、厂长一肩挑这两年,他在抓“数”时,注意从抓“人”入手,在抓“人”时,又借用“数”的力量,使车辆厂的宣传思想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也使行政措施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坚强后盾。这就是李荣琦的“反弹琵琶”。     

周恩来咬文口爵字

有‘次,周恩来做形势报告,国内、国外讲了一个下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交给周恩来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为我们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根本要求。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真他政党的分水岭。《共产党宣言》明确申明:“共产     

从四件事看晚年邓小平的政治领导艺术——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锤炼出并运用着炉火纯青的政治领导艺术。这种政治领导艺术,在他的晚年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本文选取邓小平同志七十岁以后的四件事情,对他的晚年的高超政治领导艺术作一点探讨和分析。第一件事情是,1974年至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毛泽东同志指定的。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在全局上处于支配地位;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     

多讲讲“走麦城”

一位即将离休的老干部,在欢送会上,诚恳地对大家说:“我要走了,‘过五关斩六将’,那是党和人民的功劳。今天,我来说说‘走麦城’”。接着他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