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行政文化视域下公职人员法治思维研究

建设和弘扬法治行政文化是当下依法治国战略有效推进的重要支点。当前我国法治行政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尤其以当代公职人员法治思维的缺乏为突出表现。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以差序格局为纲的中国传统互动模式使得中国公职人员的社会人属性受到了情理文化的显著影响;二是科层制自身的弊端导致公职人员丧失了自主人格,他们宁可戴着脚镣跳舞,而不愿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三是公职人员归根到底难以摆脱其自然人的逐利属性,全身心投入到法治行政的洪流之中。因此打破传统人情关系文化,消除科层制的弊端,克服逐利基因对培育公职人员法治思维意义深远。     

尊崇法治,从国家公职人员做起

正法治是国家之利器、行为之准绳。尊崇法治固然需要全体公民的法治信仰,但更需要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信念。只有国家公职人员带头尊崇法治,全体公民尊崇法治的信仰才能真正树立起来。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带头遵循法治,严格依法办事,才能让全体公民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进     

微观点

自己宽恕自己？ 段郎说事：社科院调查显示，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且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甚至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宽容“裸官”的人或许正是“裸官”自己，且他们心里最清楚，这个社会诸多不稳定因素，正是他们所作所为造成的。     

反腐败斗争的必然取向是“法治”

反腐败斗争需要“法治”。依据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政府的法规规范各级各类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惩处他们的违纪违法表现,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在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势在必行。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探讨

近年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其制度建设成为学界和社会持续热议的话题。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公认的“反腐利器”。从长远计，我国应该尽早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以此建立完善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公民守法意识培育的思考

培育公民守法意识是在新时代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筑基之举,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全体公职人员的自觉守法和依法行政,形成全社会守法氛围。并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创新,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使我国公民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公民的法治风范。     

公职人员道德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正公职人员的道德治理本质上是一个法治问题,需进一步探究开展法治化治理的基本理路。道德良法与依法善治共同构筑成公权力运行的道德大厦根基。公职人员代表党和人民行使公权力,肩负治国理政的具体使命,道德行为关系党和政府形象。公职人员的道德问题关乎政权稳定、人心向背和社会的整体道德方向。"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     

加快建设法治东阳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东阳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建设“法治浙江”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东阳、实现奋力追赶”大局，健全法治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东阳建设。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巩固，发展环境积极改善，党委、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较快发展。2009年，东阳市被评为“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     

政务处分之纠错程序完善研究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国家重要基本方略实施部署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和政务处分制度建立,深刻体现出“权力受监督”的法治精神。作为效力强大的国家监察权能,政务处分自身是否公正、合理也应受到适当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督。研究政务处分制度纠错程序的不足并提供对策思路,对完善公职人员的权利保障设计和政务处分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