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法益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法益源于法律对利益的平衡。法益在民法中地位极为特殊,其奠定整个私权体系的基础但却得不到重视,只受到消极的保护。为确保法益享有人的合法利益,可通过构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等途径对其利益进行救济。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共存与互动——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

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联系,利益决定法律,法律又反作用于利益。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民法是权利本位法,以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人利益（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而经济法则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己任。不同的法益目标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而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则有助于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权利化

社会整体利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作为一种消极法益和间接法益获得保护,这种保护模式往往过于被动、滞后和分散,且容易为国家利益或个人利益所偷换或悬空。社会经济权利是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转化而成的权利形态,从而有利于充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直接的和积极的保护,并将直接推动包括经济法权利体系在内的基础理论范畴的构建和完善。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

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合同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通过约定利益第三人约款来赋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对合同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赋予而形成信赖关系,这一利益被类型化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进而,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经由正当化,成为一种可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规定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过主张诉权受到法律救济.第三人的救济权的产生,使第三人对合同事有的法益通过权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实态的给付请求权成为可能.     

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概念辨析

将生态利益上升为法定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定障碍。借鉴其他部门法正在发展中的法益理论,将生态利益上升为受法律保护和救济的生态法益,对其进行较为充分的保护,是环境法对生态利益保护和调整的有效路径。生态法益的确立,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法理依据,生态补偿是对生态法益保护和救济的基本制度之一,其概念界定应当体现制度的基本要素,包括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及行使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诞生效果等。科学地界定生态补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实践中有效指导制度建设。     

论宏观调控法的利益调控位序与层级递进结构

特定的法律总是以某一特定的利益为其调整领地。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 ,需要国家对涉及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法益主体的利益进行必要的调整 ,与经济法其他部门法相比 ,宏观调控法所调控的利益具有整体性、公共性、社会性、国家意志性等基本特征。同时宏观调控法所调控的利益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不同的层面 ,法益主体的利益归属最终是通过国家利用不同位序的平衡调控予以实现的。根据宏观调控法的调控层面与位序 ,可以把宏观调控法划分为层级递进的纵向动态单元结构。     

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不足与完善

法益是介于权利和一般利益之间的概念,这种利益形态尚不具有法律上可供概括归纳的确定特质,难以类型化.仅以权利及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为核心的民事法律关系体系存在一定缺陷,法益及与法益对应的义务应纳入法律关系的内容中,以弥补法律关系理论存在的不足.     

占有性质解读

从占有制度产生以来,对其法律性质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该问题涉及法律对于占有加以保护的根据.我国学界目前通说认为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但此说只能解释法律保护占有之方式的合理性,却难以诠释法律保护占有的内在依据.事实上,"事实说"中受到法律保护之"事实"的特征与"权利说"中所解释的"权利"指向的是同一目的--占有的保护.故而从该角度对占有性质解读,应更具涵摄力与合理性.占有出于法律形式理性需要应规定为法律事实,而在性质上应定位为法益.     

略论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法益

民事法益与利益、权利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侵权责任法》第2条虽然明定权利与法益均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但对二者受侵权法保护的条件未作区分。民事法益具有私益性、非权利性、对世性、可归属性和可救济性的特征。民事法益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别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的框架下讨论,其中财产法益主要包括占有法益、虚拟物法益、物上期待权法益、特许经营法益、正当竞争法益、债权法益等,＂纯粹经济损失＂难以得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人身法益主要包括一般人格法益、死者人格法益,婚姻关系法益不宜受侵权责任法保护。     

论环境权之非法律权利属性

环境权首先提出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环境危机的产物。在辨析各种环境权性质学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权利本质及其要素的分析,不难得出环境权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法益。从现行法律体系来看,在环境民事责任中,环境权没有利益落脚点,其利益落脚点在于财产权和人格权。承认环境权的法律权利地位将导致整个法律体系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由于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实现。     

法律原则适用初探

法律原则是法的宗旨与目的的凝练,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在法律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它的适用是一个利益的衡量的过程,正确认识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方法、情形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法官利用法律原则的实践性机理,正确适用法律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两大法系物权价值观之比较及其对我国农地物权立法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物权法中,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宣示意义大于经济利益。用优秀法价值观及宪政观念来建构中国农地物权法律制度,既符合我国实际,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读解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关系

完善劳动力市场,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劳动法》在微观层次规范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作为公权力拥有者而介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中,主要采用法律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双方的利益进行平衡、协调。《工伤保险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贯彻落实,标志着我国新型社会保险服务制度基本形成,但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论基因权的法律性质

基因权的法律性质是基因权研究的基本课题.基因权是民事权利,但基因技术的发展为基因权升格为宪法权创造了条件.基因权作为宪法权利更有利于基因权保护,但在实践中基因权上升为基本权利尚需一定条件的达成.     

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以法官李慧娟、赵广云受处分事件为视角

人大对法院具有监督权,但是这种监督权不包括个案监督权。法官具有法律适用权,没有司法审查权,这就要求法官在行使法律适用权时保持适度克制,不能越权行使司法审查权。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限司法审查权制度。     

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初探——从权利公示的视角出发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有所有权构成说、担保权构成说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说。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出发,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分为形式上的权利与实质上的权利。在对外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只要有充分的公示,第三人就可主张优于实质上的权利,而在对内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则不得对抗实质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