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变迁

我国的城乡关系正在由人为干预的二元分割阶段过渡到统筹发展阶段。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开始大量进城,但城市有限的就业空间和社会保障不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群体。而完全处于市场中的农村面临各种风险,也迫切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通过回溯文化资本如何在民间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以及把握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如何利用其所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实现纠纷解决的生成逻辑,有助于科学研判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未来走向以及丰富纠纷解决机制内涵。传统民间纠纷私力救济惯习产生于民间文化场域中,以此为基础设立的人民调解制度仍是当下重要的诉前纠纷解决方式,为缓解司法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布迪厄场域理论探讨,认为可通过增加文化资本总量、提升调解主体在场域中的地位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路径。     

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制度演进历程——以人口流动为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由人为干预的二元分割逐步过渡到统筹发展。城乡二元分割时期,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随着工业体系的完备,打破这种结构成为必然,城乡之间开始了互动。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民开始大量进城,但城市有限的就业空间和社会保障不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群体。进入新世纪,为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国家开始转换思路,以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一体化。     

人口流动与就业关联性分析

本文对我国各地区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就业率作了回归分析,论证了不受节制的人口流动不但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日益加剧了城乡经济不平衡,恶化了城市严重失业问题。提出了要想缓解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必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建议。     

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资本在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的测算发现,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始终高于城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且差异不断增大,这与现实中农村资金外流的矛盾说明我国城乡之间的资金流动效率是低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基于储蓄一投资关系的中国省域资本流动分析

本文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角度出发,以我国各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1979--2008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和三大区域资本流动程度的B系数。研究发现：从空间分布看,东南沿海省份的B系数小,而中部的省份以及西部部分省份的B系数较大;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最强、中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次之、西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最弱;从时序来看,三大区域1979--1990年间资本流动强度大于1991-2008年间的资本流动强度,并且各区域资本流动强度表现出先强后弱、阶段性减缓的特征。     

旅游场域中文化权力的生成与表达

旅游是一种意义的实践。旅游场域的各行动者围绕着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资本进行转换、支配与控制,以获得各自所需的文化权力,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文化的权力生成主要有三种策略:区别异己争夺大众、争夺资本获得霸权性和符号再生产追逐利益化。而策略的实施需要通过贯穿于旅游市场中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的文化商品化与符号资本再生产的方式获得社会的认同,主要通过景观的生产与空间消费等途径得以实现,并形成了围绕景观、影像与形象的由内至外的符号生产体系。文化的权力生成与表达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着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换,因此对旅游场域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流动是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改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不足、人力资本低下现状的理想途径;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偏重于强调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忽视了人口流动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流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加快人口流动的途径。     

基于文化场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文化场域是分析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有效理论视角.场域惯习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度,外来文化资本关系着跨文化传播的限度.提升我国跨文化传播能力需从加大传播中华文化精神内涵、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产品体系、精心设计传播文化符号等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文化资本理论的实践逻辑与创意产业发展的内生机制

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文章基于布迪厄场域、文化资本理论,结合创意产业发展的内涵,试图探析文化资本理论的实践逻辑与创意产业发展的内生机制。     

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场域、逻辑与价值研究

共同体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和实现解放的基本条件。习近平共同体思想不是狭隘的邻里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共同体,它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之上的"全面的、系统的、开放的"共同体。在生成逻辑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是"理论承继与理论创新相统一、面向与回应实践、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在结构逻辑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呈现出"交织性、互促性和包容性"。习近平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时代阐发,进一步突破了自由与共同体的"非此即彼"窠臼,是对国家治理理念与国际战略话语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城”人口流动政策述评

一直以来中国的＂乡——城＂的人口流动都是与国家政治主导下开展的政治运动、颁布的政策以及相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城＂人口流动政策先后经历了＂严格限制流动——允许部分流动——控制盲目流动＂阶段,一直到90年代以来,进入宏观调控下规范流动,以及2000年以来＂公平、有序流动＂的变迁过程。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解决好＂乡——城＂人口流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国家政治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好领导、协调、扶助、支持等多项职能,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法规,规范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规范流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泛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泛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人口流动及迁移最为活跃的地区,人口的流动及迁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人口高度集聚与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分布调整速度与区域经济集中过程、流动人口素质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人口流动统计信息与不断增长的区域合作需求等多方面,表现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完善的问题。促进该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针对不同的区域和人群设定不同的政策调控目标,从推动产业调整、重视社会发展和调节人口流动规模与方向三个方面同时着力,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区域科学发展。     

惯习、资本与场域: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理解生活实践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考察布迪厄的三个重要工具概念——惯习、资本与场域有助于理解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发现惯习、资本和场域的互动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以实践理论为基础分析公共政策过程的三个纬度,包括行动者逻辑、行动资本以及政策场域,有利于从理论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研究。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奏曲:我国人口流动历史考察

本文详细考察了我国人口流动的历史,指出建国以前的人口流动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流动处于片面工业化和畸形城市化的夹缝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处于追赶工业化的城市化背景之下,其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总体来看,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人口流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所不同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我国是不完全同步的,由此又造成人口流动规律的扭曲。     

关于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影响的研究

本文介绍了"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的影响"项目的研究设计和主要内容,并重点报告研究成果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村妇女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外出打工对农村妇女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出打工的经历改变了农村妇女的观念和家庭生活.     

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流动的效应研究

中国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贡献国,近十年来,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做出差异化的迁移决策,最终可能出现"环境贫困陷阱"。基于此,利用1994年-2009年中国10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温变化与人口流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降水量变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显著,即气温高于平均温度1摄氏度,人口迁移率上升0.475个百分点;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随着气温的升高,人口流动率较高,而在收入较低的贫困地区,人口流动率则较低,因此,气候变化会引发"环境贫困陷阱"。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大节能减排措施应对气候变暖,以及加大对低收入的贫困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减轻气候变化对穷人的不利影响,从而避免"环境贫困陷阱"的出现。     

论人口流动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发展

民族间人口流动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具有必然性。历史上,民族间人口流动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当代,经济因素是推动民族间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因素,并且经济性流动是主要流动形式。民族间人口的合理流动有效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了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有力促进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变化背景下我国人口流动特征差异分析

为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的趋势,我国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选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分散了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与冲击,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我国在2011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再次选择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强化其政策调节功能。不同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着力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会影响到其流向,而且会影响到其结构与分布等,不同财政政策背景下人口流动特征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时,人口流动对财政政策的执行和影响又具有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