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证”见证一段难忘的历史

最近,笔者在清理历年笔记本中,发现存有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签发的“出入证”(如图),它见证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所谓“夺权”阶段。首先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导演了“夺权”闹剧。很快,所谓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漫延到全国。在武汉, 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朱鸿霞等反革命分子,随即     

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再次落难

1976年春天,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四人帮”惊恐万状,胆颤心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总是他们在那里盗用“群众运动”的名义“运动”别人。如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起来反对他们了,这怎能不令他们惊慌失措呢? “四人帮”密谋策划,王洪文窜到天安门广场,布置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先后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了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二:徐景贤

徐景贤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干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戈一击,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从此受到“四人帮“信任。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后,把他们的老窝——上海,交给了徐景贤掌管。曾几何时,“四人帮“被粉碎,徐景贤也因参与“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而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徐景贤何以从受到信任和培养的干部而成为人民的罪人呢?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连载四）

(接上文)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私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派人于第二天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也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     

胜利的欢呼——粉碎“四人帮”

“文革”中的王洪文。被押上法庭的王洪文。“文革”中的张春桥。被押上审判台的张春桥。“文革”中的江青。被押上法庭的江青。“文革”中的姚文元。被押上审判台的姚文元。南京市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数十名主…     

钓鱼台内外的江春(上)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文革”时,也称警卫团）副局长邬吉成,在“文化大革命” 初期进驻钓鱼台国宾馆,成为那里安全警卫的负责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急遽蹿升复一一陨落的政治明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都是钓鱼台的长住客,他们栖宿出行的安危,皆系于邬吉成等警卫人员的黾勉自厉。 正是因为这一重关系,这些曾经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马天水梦断上海滩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3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大多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     

“文化大革命”对反官僚主义有积极作用吗?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看虽然错了,但是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因素”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内核”,当前,不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就会出现对“文化大革命”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状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践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并没有对克服官僚主义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使多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泛滥起来,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闹剧和悲剧的背后(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八年了，毛泽东同志去世也已十八年了。对于这场“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功过，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经做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如《决议》所说的，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无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对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它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病重之际，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他对华国锋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     

红卫兵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续)

1974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断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这就规定了本年度思想政治领域的新内容,即批林要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相结合。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批准。此后,批林批孔     

上海安亭事件始末

王洪文,上海滩上的政治赌棍。 闹事安亭,王洪文投下了第一笔政治赌资,孤注一掷。 乱云飞渡,王洪文结识了从上海滩上走出来的另一个政治流氓张春桥。 在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为了搞垮当时的上海市委,违背中央精神,玩弄政治手腕,挟私报复,偏袒和支持了进退失据的王洪文。 王洪文绝处逢生,从此小人得志,平步青云,一步一步地走进“四人帮”,一步一步地走近历史的审判台…… 人生得意在何时?是非真伪任自知。 小亭青草接荒琢,大漠孤烟伴落日。 曾经沧海沉渣泛,难为大浪淘沙西。 只为卧轨身未死,审判台上多一席。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颇有声望的“识途老马”,反戈一击,站到了“正确革命路线”上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从经济工作方面来说,这个时期除了重复大跃进中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外,还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我们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这些历史教训,这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茅于轼：一位经济学老人的道德观

茅老一生经历坎坷，他曾被划成“右派”挨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抄家、批斗。不仅肉体受到折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错过了人生治学的最好时光。但对过去，他总是平和地一笑，说：“光恨不行，还要想办法促进社会进步，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面对人类社会冲突的难题，茅老一直在寻求着理性的答案，“以直报怨”便是其中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