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正当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广泛运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程序性正义成为法律领域一项基本原则。形式正义理论的代表佩雷尔曼认为：“正义就是给予从某一特殊观点看来是平等的人，即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的待遇。于是我们就把形式正义解释为一种活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待遇。”正是这些对程序正义的系统认识使得正当程序在美国显得尤为重要。     

追究律师伪证罪应遵循正当程序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往往成为侦控机关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实体法之不完善，更在于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集体回避及管辖异议制度、排除辩护人程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对律师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特殊保障等，以保障律师免受非法或不当的刑事追诉，维护其合法执业权利。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法律的正当程序包括了立法的正当程序。立法的正当程序追求立法最低限度的公正,其正当性的判断要综合其内在与外在的标准。程序正当性的具体内容包括程序本身的公正本质、程序的技术理性、程序的社会理性以及程序的经济理性。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回避制度和立法听证制度,以实现立法的正当程序。     

试论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与“程序正当”

“正当程序”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现代法治国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正当程序”的内容及其受尊崇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民主与法治程度的标志。一般说来，“正当程序”多从立法上体现出来，而“程序正当”则更多是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来。一部制定得无论多么完美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仍不能转化为现实生活的内容。也就是说，“正当程序”要通过“程序正当”来体现。而要做到“程序正当”，首先要制定一部完整体现“正当程序”的刑诉法典；其次要确立一个合乎诉讼实践规律的证据制度；最后要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准的法官队伍     

浅析《权利法案》对美国立法权的限制

《权利法案》是美国立宪过程中一部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其中有关"不得立法"、"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从侧面对公民的权利予以保护,使立法权的行使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分析这些制约,对如何实践我国立法原则中的宪法原则也有所启发。     

试论死刑正当程序的特征与功能

死刑正当程序除了具有普通正当程序所具有的诉讼性、及时性、公开性与参与性等特征以外，更具有自身的更高要求，主要体现在死刑犯的诉讼权利、特殊的裁决程序、证明标准和救济程序上。死刑正当程序具有张扬程序正义、保护公民生命权等价值功能。     

浅谈行政法与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在美国宪法中确立的,它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本文就正当法律程序与美国行政法的关系做一探讨,从正当法律程序存在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法发展的统一趋势、对构建和完善我国行政法的启示这样三个方面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剖析和论证,力求为科学地揭示该原则的基本内容提供系统的理论论证,并为科学地构建中国行政法上之正当程序原则提供理论依据。     

浅析正当程序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意义

国家刑罚权如何正确行使一直是刑法学家十分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得到妥当解决切身关系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能否得以实现。因此，以宪法的精神对国家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尤其要以正当程序对其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     

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理念之我见

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两方面不可或缺，即正当程序观念的建立和诉讼制度立法上的完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对诉讼程序的轻视与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因而有必要认清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正当程序对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正当程序应是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基础，其对刑事诉讼的具体要求为：程序合法、主体平等、多方参与、过程公开、裁判中立。并应以此为基石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正当程序是实现对行政规制权力控制的当然要求。这是因为,正当程序契合了规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要求,能够实现行政规制与法律控权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行政规制的程序控制比较薄弱,立法粗疏,缺少"协商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效力不足,无法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看,通过正当程序控制行政规制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审判型"、"立法型"和"协商型"行政程序;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建构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分析制度。     

专利行政部门在开放许可制度中应有的职能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国外已实施百年,专利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有逐步强化的趋势。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看,我国应坚持专利许可制度的自愿性,专利行政部门的职能宜以服务为主,并可在适当范围内就争议进行裁决。专利法修改方案中应规定开放许可合同必须备案,强化专利行政部门的登记职能;限定专利行政部门的裁决内容并明确其裁决程序;要求专利行政部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指南》,丰富和细化其服务内容。     

对消防行政执法程序中断的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和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消防行政执法程序中断而引起行政相对人信访或提起诉讼的案件呈现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消防行政执法程序中断的概念、中断形式和中断原因的分析,初步提出了从端正执法思想、创新执法模式、加强执法队伍、优化执法环境方面努力,建立长效机制避免消防行政执法程序中断,规避风险,对于消防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司法行政职能的法律透视

理论上讲，司法行政是指有关国家机关职能中与审判活动紧密联系的那一部分行政职能。在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诉讼行为、各级法院的民事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公安机关和监狱的刑罚执行行为均为典型的司法行政行为。实践中的司法行政与理论上的司法行政，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去甚远。我国没有采用“大司法行政”（如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的格局。     

论不当得利自体法

英美学者的"不当得利自体法"理论,主张涉外不当得利之债应由其自体法支配.在不同的情势下,自体法可以是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不动产所在地法、得利地法或不当因素产生地法.虽然学界对上述观点褒贬不一,但其对我国不当得利冲突立法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地位与作用相匹配,而且可以解决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问题;不动产所在地法若随着物权冲突规则的发展而扩展至与动产有关的不当得利,则亦可避免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而至于得利地法,则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立法中得到体现.此外,鉴于不当得利制度的核心是得利原因之不正当,故将"不当得利发生地"理解为"不当因素产生地",并作为指引不当得利准据法的连结点之一,亦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论财产刑执行的理论基础——基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分析

财产刑执行是由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责任财产的执行,财产刑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原则表明,财产刑执行与民事执行的共性与个性,都必须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寻求答案.具体而言,财产刑执行应当遵循公法上的债权理论、被告人的责任财产理论等基础理论.     

我国企业再生程序的制度分析和适用

我国企业破产法实现了对破产程序制度的重大改革,将现行的企业清算主导型破产程序转变为企业再生主导型破产程序,规定了重整程序、和解程序和清算程序。其中有关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的规定,即为企业再生程序之规定。企业再生程序的制度设计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上不仅涉及破产程序理念的提升,而且涉及制度基础的完善。     

德国刑事诉讼中协商制度浅析

德国于上世纪70年代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了协商制度，但该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仅仅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近年来，德国立法者试图通过立法来加强对非正式协商制度的规制，使协商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循。2009年8月，关于协商制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正式通过。本文从德国协商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发，结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及联邦议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最新立法修正案，阐释协商制度在德国刑事诉讼中的运作模式及相关程序性规定，并从功能比较的视角出发，比较了德国的协商制度与美国的辨诉交易，以期为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提供借鉴。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分析

行政管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应当依循法治化的途径,具体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要贯彻政府职能转变的思想和理念,落实"三优先原则";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梳理政府权力;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不符合标准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权力进行调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适当引用的判定

【裁判要旨】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适当引用作为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依法不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害。判断被控侵权行为是否符合适当引用的情形应当遵循五要件:1.使用目的是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2.引用的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晶;3.引用必须是在适当范围内;4.必须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5.不得影响著作权人对自己作品正常使用且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Court Procedures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court is the second trauma.” It might be better to say the system, rather than the court.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page 51) recommends a federal study “to evaluate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ctim.” The system may interview the child time and again, each time making her relive the experience, keeping the wound open. It may force her down to court waiting rooms where she sits uncomfortably without even the accoutrements of a dentist's office for hours and then often to be told that the case was continued and to come back next week. She may be put on a witness stand, in a big formal room, with what seems like a thousand eyes staring at her, and a bailiff in full uniform ready to lock her up, and a judge in a black robe towering above her. She may find that the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are full of her name and pictures and stories about what happened to her which they obtained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s. And this may make her the focus of her classmates with all the brutal teasing that can involve. The system may also suddenly arrest her father and just as suddenly release him. It may plea bargain away her future hope of rehabilitation without even talking to her, in the name of speedy justice. The system is alway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well-being of the criminals than of the victims. When children are the victims, surely change can be made. Recommended by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page 73), a starting point is to require “that judges at both the trial and appellate level(s) participate in a training program addressing the needs and legal interests of crime vict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