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庄里的"隐形政府":美国国会助理制度评估

随着国会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职权的不断扩大,国会助理队伍也得到了急剧扩充,在国会立法过程中的职能也不断增强,进而在美国国内立法和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隐形政府"、"影子立法人"等现象.本文探讨了国会助理的类别、职能、历史发展沿革和政治作用等问题,以求对美国国会助理制度的基本架构作一梳理.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美国国会中的外来游说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立法设计为利益集团游说提供了条件。游说议员以期影响立法符合自己的利益,成为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焦点。鉴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来自国外的游说也司空见惯。如果说国内游说对国会立法产生了影响,因而是现实;那么外来游说往往被夸大了,所以只能是神话。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外来游说特别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游说影响,认为这种影响的大小将取决于美国战略利益,而非相反;尽管游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实践证明不能把改善与美关系寄托在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上。     

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改革与变迁研究

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至今,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改革与变迁.在旧汇率制度下,东南亚国家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有其显著的特点.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都放弃了原有的"软性"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采纳了有管理的或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高频钉住美元"和"低频钉住美元"的混合模式的特点,并面临本币升值的压力.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鼓吹的"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不符合东南亚的实际情况.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C-SPAN镜头中的美国国会:美国媒体与政治的互动

本文以美国电视台C-SPAN的创建历史、受众结构、从业人员为例探讨美国国会与媒体的关系,分析了美国议员对于C-SPAN的双重态度,并从中检验西方新闻学理论的一些观点.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美国国会涉华法律的主要特点(2017-2020)

2017-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多项涉华法案并经总统签署成法,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全面防范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涉华法律涉及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海洋领土争端等多个关涉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总体而言,美国国会出台的涉华法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涉华法律数量显著增长,且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害领域更加广泛;对中国的军事防范和遏制力度进一步增强;对台湾和香港问题的干涉力度不断提升;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染指程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力度不断加码。美国涉华法律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两岸关系、香港、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稳定局势以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的国际制度领导与多边贸易制度变迁

多边贸易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国际领导的影响和推动。美国在战后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即发挥国际制度领导作用。多边贸易制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美国提供国际制度领导取决于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根据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的满足情况,可将国际制度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保守型领导、激进型领导、赤字型领导四种类型,不同的国际制度领导类型决定了多边贸易制度变迁的不同走向。     

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自杜鲁门政府起,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该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最初美国既支持日中有限贸易又主张帮助日本开拓东南亚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仅强调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及至杜鲁门执政的后期,则东南亚、西方市场二者并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重视东南亚,最后重点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充分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亦是战后美日特殊关系得以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     

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

本文意在对1950年后十多年间美国因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对台湾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本文发现,美国对台湾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和基层的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官僚集团之间形成的"跨政府关系".这种关系有其特有的组织载体和制度机制,并成为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政策、战略形成的关键因素.文章进而叙述了在跨政府关系的架构下,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是如何共同导演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发展战略的转型.本文认为,虽然美国因素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在台湾复制出符合"自由发展主义"理念的美式经济模式.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相继经历了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理、综合管理等三种海洋管理模式。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界定、利益集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国际海洋法等。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其措施包括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这些措施迎合当前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继续采取以自己为标准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间谈判力的演化

自1967年东盟成立至2007年的4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五国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谈判力为视角,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讨论了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间谈判力演化的背景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指出一个有效的谈判力模型只能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与特定谈判项目的优势拥有相关.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开始构建其对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起始阶段。这一政策缘起于美国政府自身所具有的强烈冷战意识,其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几度勃兴都与东南亚冷战局势的变化有关。由于受制于自身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美国政府不愿因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而扩大自身的财政开支,这令美国推动的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效果不彰。这一矛盾不仅决定了当时美国对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起伏,而且对今天美国的相关实践也依然产生着影响。     

美国条约行为的模式

美国条约行为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二是对行政协定的偏爱。美国宪法关于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总统与参议院的缔约权之争贯穿整个条约过程,从而造成了条约进程的整体拖沓和众多条约的延迟批准。美国对行政协定的偏爱,其表层原因是追求缔约效率的提高,深层原因是缔约权天平不断向行政部门倾斜。作为固有的外交实践,这两种模式化的行为使美国得以更少承担国际义务,并得以根据国内需要变更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