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论国家的精神安全及构建安全的国家精神

精神安全是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殊客体.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精神品质,既决定着该国综合安全防卫能力的高低,也左右着其战略、方针、政策的谋划、制定与实施,对本国发展、地区安全与稳定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难以准确预期的影响.因此,国家应在综合安全战略谋划中把精神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要加强战略统筹,强化国家意识,全方位提升整个国家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要警惕和防范国家精神极端化,构建健康、积极、进取的国家精神.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随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大历史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基础上，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安全领域中的具体展开。全面分析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基础、战略框架和治理体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中美核心国家利益之比较

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家间交往的根本依据就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中美同为大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国家利益之比较,对越来越重要但又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①一、中美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目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还未有正式、系统的报告,但在国家利益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家利益观维度下的俄罗斯国家观念研究

国家利益维度下的俄罗斯国家观念是一种带有扩张主义的帝国观念,是一种奉行国家至上主义的权威主义国家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多边制衡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     

国家民族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整合

在阿拉伯世界 ,国家民族主义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以国家为载体的国家民族主义主要是通过宣扬传统文化、改变原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发展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方式来进行文化整合。然而 ,这种由民族主义主导的文化整合进程 ,由于无法妥善地处理寻求差异与追求共性的矛盾 ,无法有效地区分政治认同与族裔认同 ,因而导致了政治认同的混乱和文化整合的不成功。     

复杂性时代的国家安全学新范式：构建国家安全复杂学

在当今复杂性时代,国家安全学研究与实践亟待复杂性科学助力。国家安全复杂学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安全学范式,开展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研究意义重大。其立足学科建设高度,从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三方面出发,论证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依据,即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家安全复杂学的七个学科基本问题,即学科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学科定义、学科属性、学科功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从认识论角度看,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复杂巨系统安全;从方法论角度看,国家安全学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复杂性范式;从实践论角度看,国家安全实践的现实路径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安全复杂学是国家安全学与复杂性科学交叉领域势在必建的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依据与学科基本问题厘定,为国家安全复杂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整体性框架。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角度看,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有助于促进国家安全学与复杂性科学的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俄罗斯国家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及其保障措施分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变得日益迫切,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领域之一。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出以后,各国对本国信息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在冷静分析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基础上,俄罗斯正在积极采取综合措施,从而最大限度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论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有效实施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在政治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可以赢得国际威望,提高国际地位;在经济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在文化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在安全利益方面: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有效地维护国家的非传统安全.     

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欧洲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国家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内在包含着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的双重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在时间上早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在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从国家构建动力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抗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促进了众多的民生制度建设。从国家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是公共权力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民主化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现代国家构建与公共权力民主化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     

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关系浅析

本文试图探析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是既保持着紧密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概念。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础,而国家战略能力对综合国力也具有反作用。但是,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等层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正确理解国家战略能力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适应国际政治现实和满足当前军事斗争实际的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推动综合国力研究深化的需要。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犹如沙滩上的知识大厦,毫无根基可言。深刻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国家安全问题构成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和实现国家安全的“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在“过程”中,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等要素的组合及其应用,得到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极限作为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一种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追求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极限应有之义。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来构建其理论范式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     

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谋求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正在成为两大相互影响的核心因素,不同时期国家的安全利益会随着安全威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与塑造则有助于确立良好的国家整体形象,在利益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谋求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国家发展新型模式和道路的重要探索。     

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一项文献综述

根据国家条件的不同,海外利益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本文通过对国外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的解读,对不同类型国家海外利益界定的层级差异进行了分析.这种差异,反映出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定位的认识不同,根源则在于国家实力、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级差.     

外翻性与国家失效:试论非洲国家失效浪潮背后的若干结构性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国家失效浪潮与非洲国家自身的"外翻性"密切相关。围绕"外翻国家"概念,本文采取一种外部性视角,即通过分析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国家遗产及国际环境,探讨两者如何影响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构建进程,尤其是它们在助推非洲国家失效浪潮中发挥的作用。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化对非洲国家失效现象的理解,同时引发学术界对非洲殖民主义、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后殖民国家建构(1980—2015年)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