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行为的分类及行为转化

农民政治行为，亦为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指农民为了表达、维护和增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按照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以影响公共决策的行为。农民多人参与政治过程的行为，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其包含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参与行为，即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在无序政治参与行为中因其行为法律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合法失序行为、违法失序行为和暴力犯罪行为。不同的政治行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序政治行为与无序政治行为之间的转化、无序政治行为中各种亚类型政治行为之间的转化，均依据一定的条件发生。对不同性质的农民政治行为，必须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转型期利益分化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

政治稳定是转型期中国改革顺利推进的有效保障。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维持了动态的政治稳定,但也存在不稳定隐患,而利益分化加剧就是隐患之一。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利益差距较大且矛盾凸显是我国目前利益分化的现状。利益多元化削弱政治权威合法性、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心理失衡、利益差距过大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愿望受挫引发社会失序,形成利益分化问题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国家必须重视此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利益分化加剧趋势以保证改革的稳定局面。     

村级治理中农民政治冷漠的实践形态与生成逻辑

农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村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佛山市,部分村庄在村级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农民政治冷漠的意外后果,具体表现为不参与、消极参与、被动参与和盲目参与形态。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动力和条件在于利益基础及其利益机制,由自利性的利益导向形态、失衡性的利益配置结构、权益性的利益实现方式和滞后性的利益保护机制综合因素作用。为此,要在树立理性利益价值取向、保护农民合法利益基础上,推进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村级有效治理。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活动大量涌现。在这一过程中,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部分农民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厘清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努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制约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极大促进了农村民主的进程。但是,在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经济利益、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大量存在、发展不平衡等。现阶段,制约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主体原因,即农民政治素质较低;二是制度原因,即没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三是环境原因,即农村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并缺乏良好的政治生活环境。     

论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及生成路径

政治是“(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农民政治上的相对缺位容易导致他们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缺席现象。提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有利于改变农民在政治结构和利益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通过改革选举法,赋予农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进而提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探究

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为了维护与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和渠道来参与或影响整治过程的行为。中国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还有不尽人意一面，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正确认识、分析这些问题并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经济较发达农村农民政治参与特点之分析

经济较发达农村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与他们已取得经济成就与进步有直接的关系 ,在进行政治参与时 ,呈现出民主意识较强、利益观念较浓、实现自我价值较迫切等明显特点 ;这些特点既显示出我国农村与农民的政治进步 ,也暗含一些消极因素。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些特点 ,对保证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向和提高中国农民自治参与的效果 ,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关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着参与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等问题.为此,必须深化基层政权改革,畅通农民参政渠道;构建农民利益保障体系;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特征、生成机制及现代转向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断裂性、依附性、伦理性及封闭性特征阻碍了乡村社会的转型,制约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空间,也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现代转向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乡村资本;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发展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发挥文化反哺功能。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协商民主追求以平等、协商等对话方式解决人民关心的利益问题。近年来农民为实现其切身利益,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但非制度化现象严重,如越级上访、贿选、故意报复等行为,农民政治参与发展面临外部社会环境缺失与农民自身素质偏低的现实困境,把协商民主引入农民政治参与中,为农民政治参与发展提供新路径,对促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化进程中农民政治冷漠问题研究

农民政治参与对于乡村治理和基层民主意义重大,但在农民高参与率的背后伴随的却是农民的政治冷漠。农民们虽然也进行了投票选举,但大多并没有权利自觉,多为被动参与,而且对于宗族和贿选现象也都持默认态度,参与质量并不高。这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思想影响深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参与成本高于收益,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等因素有关。因此,化解农民的政治冷漠心理,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基层制度建设,培育参与型公民文化,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从而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质量和能力水平。     

农民代言人与农民政治参与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中明确地提出了管理民主,要实现管理民主不仅仅是政策执行部门的管理工作,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自觉.新农村建设政策之所以新,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民的政治参与再一次凸现了其重要性.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下,基于诸多的限制因素,农民的利益表达仍然离不开代言人,农民代言人对推动农民政治参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现代农村政治文化发展浅析

现代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对于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直接影响着农村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为此,要发展和巩固现代农村政治文化的物质基础;凸现政治的利益分配性特质和农民的政治生活主体性觉醒;强化农民的政治信任感,激发农民的政治热情,提高农民的政治本领。     

构建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思路探析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根基。因此,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重点要建立农民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农民经济利益的均衡机制,农民政治利益参与机制,农民内部及其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调发展机制,以及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国家收入的分配公平机制。     

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现状剖析——以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为例

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现象,它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基于我们在通山县调查的数据,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认同的主要特征为: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从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转向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农民的法律意识已经觉醒,但水平相对低下;农民的政治自主性逐渐增强,但政治参与的渠道比较复;对当前基层政府的不满意度较大,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强和改善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建构前提

我国民主政治的迅速发展使农民政治参与日益广泛和深入,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非制度参与问题危害尤烈。因此,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是解决当前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努力营造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根植的基础和运行条件是进行制度建设的前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