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不容:现代社会法对性调整的特点与趋势——以性权利为视角的考察

现代社会的性法律规范应该以性权利为本位,关怀人性,尊重合意,反对暴力,宽容多元,努力实现性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这正是现代社会性法律规范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走向。在这一过程中,法对性自由的拓展、对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实际是从两个途径来实现的:宽容和不容,即法对待不妨碍他人的性行为日益宽容,对待侵犯他人的性行为日益严厉。这具体表现为:人们裸露的空间得以增加,婚前、婚外性行为得到默许,色情物品得以解禁,各种异常性行为获得接受;而法对性侵犯的规制愈加严密,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愈加臻备。     

从传统著作权法到现代著作权法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源自法律文明中的私法传统,其具有的诸多公法内容如凸显公私法交融结构、特许制与登记制、救济机制的行政优位等,都为近代著作权法打上了时代印记。随着互联网在各国的发展,中国著作权法面临观念的更新与实践的挑战。鉴此,国家文化管理在著作权领域应明晰公私法各自的逻辑理性,避免公私权混同替代;重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著作权人、文化企业和行业的价值定位,倡导以民法思维规范版权流转新问题,在数字权利与国际化实践中,开放立法,推动国家文化事业的大发展。     

性权利存在的人性基础——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不能省略的维度

性权利扎根于人性之中。它源于人类的需求,这种需求根植于人作为一种多元性感的动物的自然冲动之中。人是一种有智识、有思想的动物,这决定了人的需要和冲动必然不是动物的那种简单的机械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性权利的人性之源是其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的合理性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权利来源于国家授予性的成因及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权利合法性来源于国家的授予,而究其根源在于普天之下为皇帝所有。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为皇帝所有得以形成的制度因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历代王朝对国家权力获取方式的军事性和暴力性;历代王朝都禁止社会结社,并在统治方式上体现为通过官僚体制实现有组织的国家统治和无组织的社会;历代王朝都对法律进行垄断,法律体现为帝王统治之工具而非民众保护权利之手段。作为不争事实,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为皇帝所有和权利来源的国家授予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利存在样况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论作为人格权的性权利及其法律限制

性利益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它是民事主体独立享有的可支配的、完整的、可处分的、不可侵犯的人格利益,基于此,以性利益为内容的性权利理应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予以法律保护.作为人格权之性权利的内容包括性自主权、性完整杈、性处分权和性维护权.社会文明需要对性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性权利的法律限制包括公法和私法上的双重限制.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人民调解：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轨迹

调解作为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中华民族亘贯古今、最具活力的法律传统。     

农民工性权利的法律保障

“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之一,是正常的生理欲求。但古往今来,大家似乎总是缺乏勇气直面此话题。2006年3月《中国性文明公约》的签署,标志着我们对待“性”的观念开始转变,进入了新的纪元。实现农民工“性权利”的呼声也随之唱响。这一改革开放造就的新型群体,将伴着现代化的完成而终结历史使命,却恰恰由于其职业身份具有过渡性质常被忽略和漠视,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权。社会各界均当饮水思源,出谋划策,对之补偿。“性权利”是人人都该具备的基本人权,农民工亦然。现实中,他们的此项权利严重缺失,进行救济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农民工的“性权利”问题与市民的该项权利相区别。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目前农民工“性权利”的内涵进行界定,继而结合现状分析保障该权利的意义,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增设工会制度,建立民工夫妻房制度等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举措,以期在实践中对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性的自治与规制——在法律规则的视野下对性权利的一种解读

尽管人的进步是和性的解放关联在一起,但是法治意义上的性权利绝不是完全的性自治和性自由,性权利永远都是法律规则与制度下的权利,永远都是与性义务、性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它受制于社会规则,来源于社会合作。因此,性的法治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上对性的法律控制。具体说,这种法律控制体现在婚姻形态的选择、国家对性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权力与私人力量的博弈等环节或过程中。     

权利换和谐：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路径

传统中国,法律要求个体放弃部分权利,以获得特定共同体的资格,并因而享受共同体所提供的某种利益或利益期待;由于利益或利益期待的存在,个体之间形成有利于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和谐关系。个体放弃或让渡部分权利,以置换共同体的整体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法律实现国家统治和社会控制、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主要路径。     

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

修改法律要伴随着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全部条文重排的模式。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序号重排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技术性的疏漏,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此,在法律修改时根据条文删除或增加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是有很大社会效益的立法技术措施。     

反恐刑法的基本理念及立法完善研究

刑法是防控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当下我国无论是对反恐刑法的基本认识,还是刑法的相关规定都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商榷之处.为扭转被动局面,实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规制,有必要创新恐怖主义犯罪刑法管控的基本理念,充实、完善其制度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增进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视角

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又以保障人权为基础与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继2004修宪后第一部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的法律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它顺应时代潮流,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蕴涵了深厚的人性化理念。本文着重介绍了人权保障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体现,论述了和谐社会必定是人权得到保障的社会。     

论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

观念是一定社会法律现象、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模式的理性概括。中国近代的法观念是在中国传统法观念与外来法文化的冲突、扬弃中形成的。治外法权的丧失、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法观念的摧毁、清统治者对封建法观念的破坏、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其产生的历史土壤。其内容主要是礼法分野、诸法并重、肯定个体的权利、司法独立等。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为清末法律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对民族救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     

法律与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

法律与政治具有共生性,共同服务于社会目标与价值。虽然在形式上法律表现为政治的产物,依凭政治权力和政治组织而存在,但法律与政治是基于社会结构内在需要的不同而存在,具有基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和独立性。由于形式上的结合,人们往往把法律混同于政治,导引出法律的非结构性作用,变异为外在的政治工具;也正因为存在基于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差异,法律才可以与政治适度分离并超越政治。但其过程充满以社会事件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和博弈,通过这些冲突性社会事件,法律日渐进化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互动性制度机制,在实现国家治理的同时能够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依靠。     

缺失与完善: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之尴尬境地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对女性和儿童的性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是对14周岁以上的男性性权利保护问题,刑法却存在盲点。通过具体案例,对男性性权利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现行刑法的缺失,提出两种模式的完善方法。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变迁

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理念受到一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影响,从直接的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体现了立法理念追随制度变迁的轨迹。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干预的经济立法理念也表现出从单一干预到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发展趋势。新时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是尽快提升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地位和比例,力求对宏观经济从行政调控到法律调控的转换。     

论传统社会户籍身份法律制度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极具特色之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户籍制度。户籍是封建国家据以征调赋税、劳役、兵役以及区分人户职业和等级的重要凭证,也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户籍身份制。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