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将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对1979年7月1日颁布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来第一次重大的系统的修改。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充分表明和体现了我国诉讼的公开、公平、公正、民主和文明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刑事诉讼的趋势。这是我     

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 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现刑诉法"），是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原刑诉讼"）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现刑诉法与原刑诉法相比，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内容和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在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总趋势更加靠近。在律师的刑事诉讼权利（以下简称"诉讼权利"）保障方面增加、修改了部分条款，使律师为犯罪嫌人提供法律服务和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提供了诸多…     

从刑诉法的修改看对被害人的保护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其中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加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一项煎要内容,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目的。《决定》从五个方面强化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一、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修改后的刑诉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作了重要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由于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又有别于自诉案件,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从理化上加以探讨,无疑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起诉权的法律意义     

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要增强六个意识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修正案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作了一百余处的修改补充，条文由原来的一百六十四条增加至二百一十五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各类强制措施，取消了“收容审查”．进一步明确了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分工，加强了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取消了“免予起诉”的规定，进一步保障了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改革了庭…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公安侦查工作的调整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要求必安侦查工作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本文认为，这种调整应从侦查观念、侦查体制、侦查队伍素质等方面进行。     

新刑诉法用语不当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通过，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正，使刑诉法从原来的164条增加为现在的225条。这些变化，仅限于内容上，行文、用语方面没有改动，仍是原样。同民诉法相比，虽然他们各自的调整对象不同，但都是为了保证实体法在司法工作中的贯彻实施，两者在审判程序、有关证据、期间、送达、诉讼文书等基本司法程序、制度方面，有着相似、相近，或者说是雷同，甚至是相同的规定。把两者对比，即可发现，刑诉法条文中明显存在多处用词不当…     

浅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对公安工作的要求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达110条,涉及从立案到庭审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及相应的诉讼原则、制度。这次修改,对于公安工作既提出了挑战,也是一个契机。如何把握这一契机,进一步规范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已经成为公安战线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仅从打击刑事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这一命题入手,就刑诉法的修改和公安工作如何适应新刑诉法     

关于辩护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的思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多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改和补充,这就给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辩护制度的修改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针对新《刑诉法》实施之后辩护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影响以及侦查机关的相关对策进行阐述。     

突破与局限: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法律虽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顽疾。近年来,公安、司法机关一直在努力遏制刑讯逼供。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将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因此,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危害性出发,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分析和探讨如何全面构建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     

中日刑法抢劫罪差异性之比较研究

我国和日本同属大陆法系,但由于两国法律传统的不同,中日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有长短。我国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在有的方面优于日本,但日本刑法抢劫罪的制度与理论有不少比我国更全面和科学,对于我国立法机关完善对抢劫罪的立法具有借鉴价值。     

The temptation of provincial criminal law

Under s.91 (27) of the BNA Act, 1867, the Federal Parliament has the exclusive authority to legislate “criminal law.” This has not stopped the provinces from passing “quasi‐criminal” law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criminal law. Recent legislation regarding “public fighting” and civil remedies for criminal acts suggest there are few legal obstacles to enacting provincial criminal law.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such provincial criminal laws, explains how the modern doctrines of federalism might invite and allow for their enactment, and discusses impacts on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t highlights the discretion afforded the Crown and police in charging individuals under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or similar provincial laws (or municipal by‐laws). While provincial or local laws may allow for more e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they do so at the expense of the procedural guarantees associated with the criminal law.     

刑法法源论纲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法规原则上必须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 ,如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等 ,但从法律渊源理论出发 ,不得不认为刑法也有直接法源与间接法源之分 ,本文主张我国刑法的直接法源有法律、国际条约、行政法规以及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间接法源有习惯、学说、条理与判例。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刑法的不得已性——中国话语下的刑法谦抑

在中国刑法的语境下，用“不得已”代替“谦抑”的提法比较合适。刑法的不得已是指刑罚对犯罪人的适用只能是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被迫剥夺犯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对人性、应然状态下的法律和刑法目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不得已性应该是刑法的根本属性。从实践上看，只有坚持不得已原则为指导，立法注入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因素，司法符合常理、体现正义才是现代刑法危机的真正出路。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再思考

本文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纳入同一诉讼轨道的这一特征 ,从其现行法律上的冲突、诉讼理论上的相悖、与国外趋势相背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并进而建议将刑、民诉讼严格分离 ,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探析

存在于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一定程度上讲,早期的绝对严格责任是社会防卫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产物。但社会的发展及法治国理念的确立,使早期的绝对严格责任被晚近的相对严格责任所代替。当前各国刑法中所研究的严格责任一般是建立在后一层面上的。我国学者对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的具体含义存在一定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现行刑法中也有相对严格责任的适用。     

试析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我国刑法应完善严格责任的相关法律规范 :在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 ;从实体法上对实行严格责任的犯罪限制刑罚量 ;从程序法上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实行必要的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