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止。但这种处理方式将会导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后续问题。被追诉人死亡后,如果其犯罪行为牵涉到财产刑或者资格刑的,仍有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之进行缺席判决的必要,毕竟刑法所规定的附加刑也是其依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一部分。因此出现被追诉人死亡的情形后,应对涉及到非法财产处理问题,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共同犯罪问题及判处附加刑问题的刑事案件进行缺席审判。缺席审判时,必须由辩护人代理缺席的被告人在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无罪的被告人要宣判无罪,以证明其清白,恢复其名誉,确认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有罪的被告人,法庭仍然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处被告人刑罚。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主刑的,基于其已死亡的事实,应当同时宣布该刑罚因被告人死亡而不再执行;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附加刑的,则应在判决生效后依法执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也应在判决中载明并在判决生效后执行。     

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在我国,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拥有着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实践中受到较大的侵犯和践踏。因此,应尽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以及缩短羁押期限和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等相关诉讼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得以真正实现。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中独立的诉讼证据.它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性特点,因而往往受到司法人员的重视,但是它又具有不稳定性、复杂性的问题,也令人琢磨不定.因此,在收集该诉讼证据时必须依法进行,同时做好审查判断工作,任何马虎从事的行为都将导致错案的发生--不是放纵犯罪就是冤枉无辜.     

论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

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否具有证据价值,我国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无论是国外法律,还是我国刑诉法的相关理论,都肯定了其证据的价值在于:一、从定案的角度,只有同案人的口供,没有其它证据证实,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二、从补充证据的角度,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在任何情意下都具有相应的价值。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时的刑事缺席审判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时,诉讼便处于一种等待解决即中止的状态,而且这种等待极可能是永远的,即诉讼的终止。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该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时的缺席审判制度。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之我见

在人权保障呼声高涨的国际环境下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比较和分析,总结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执行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其不足的建议和方法。     

简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往往被视为“有罪之最佳证据”,如果该供述出自任意,则易被当作可靠的证据采用,但是,供述即使是合法取得的,并且出于任意,也有虚拟的可能,因此,对于未排除的供述,可靠民为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供述的补强规则,是适用于供述的一项证据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时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研究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诉讼便处于中止状态,而且这种中止极可能是永远的,即诉讼的终止。这就意味着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求偿权无法实现,被害人在承受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物质损失。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引入民事缺席审判制度,赋予被害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到案时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权利。     

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研究

刑事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表现形式多样，原因各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带来一系列危害，如，司法公正无法得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等。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带来的危害，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完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审查制度。     

论被告人信息公开的合理限度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民检察院在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中要求公开的被告人真实身份信息,即便在被告人服刑完毕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之中,其社会效应等同于被公开的犯罪记录。然而,我国目前仍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犯罪记录制度,检察机关以检务公开制度来规范被告人信息的公开工作,应遵从犯罪记录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公开范围上作合理限制,并为犯罪人提供相关权利救济渠道,并大力促进统一的国家犯罪记录制度构建。     

浅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斯羁押的原因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办理刑事案件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期限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有些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以(1998)一号“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反映了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的突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论纲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处于受追诉地位,其权利容易受到代表国家的侦查权的侵害,因而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就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     

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之我见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却被公安司法机关忽视甚至践踏。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一下保障其诉讼权利的构想。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除了侦查人员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外,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基于证明责任的基本理论和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被告人应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之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需要各个方面的保障。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保证基本公正的基础上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一直是世界各国探索的主题.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原则,刑事简易程序应运而生.但是,程序的简化、效率的提高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加强对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应从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建立公诉人出庭制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基于实证分析的抢劫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特征研究--以40名抢劫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分析样本

抢劫类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着极大的危害。以往对抢劫类犯罪的研究多在刑法学范围内进行定性分析和在侦查学范围内进行经验总结,缺乏以定量分析为主的调研分析。通过对40名抢劫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调查,系统分析了他们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籍贯、婚姻状况、前科、性格、犯罪意识和犯罪归因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特征,期望这些研究结果能为研究者认识抢劫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及侦查部门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     

聚众斗殴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基本特征的调查与思考

聚众斗殴类犯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着极大的危害。以往对聚众斗殴类犯罪的研究多在刑法学范围内进行定性分析和在侦查学范围内进行经验总结,缺乏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通过对54名聚众斗殴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分析他们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籍贯、婚姻状况、前科、性格、犯罪意识和犯罪归因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特征,期望这些研究结果能有助于研究者认识聚众斗殴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并对侦查部门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