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视点

作者认为,美国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演变特别是欧盟崛起的无视或误读尤其是布什政府采取的“美国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国际与欧洲战略,刺激或促成了法、德等欧盟主要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一种成长中的“欧洲立场”的理论阐释与政治表达。但是,欧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实现欧美双边合作关系的强化而不是弱化,在此前提下逐步将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转变为一种竞争、补充和合作相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因而并不希望看到双边关系由于某一议题分歧而出现实质意义上的分裂与对立。     

冷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政策评析

冷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动进行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调整,社会党所代表的左翼力量又重新站稳了脚跟并继续发展.当前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主要关心的事项和政策主张包括:推进以欧洲制宪为核心的机制改革;通过欧盟扩大建立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欧盟;维护和改革欧洲社会和经济模式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加强欧盟建设,提高欧盟机构在欧洲的地位以扭转市场化的倾向,建立"新的社会化欧洲";提高欧盟在国际的地位以抗衡新自由主义,促进全球社会民主治理.然而,由于近年欧盟宪法批准进程中的失败,社会党在欧盟和欧盟各成员国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第三条道路"遇到的困境,社会民主主义欧洲政策的实现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非洲明珠与美国全球战略——冷战后美国对乌干达外交政策研究

2011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国会的信件中提及美国将派遣100名左右的军事顾问去素有非洲明珠之称的乌干达帮助穆塞韦尼政府清剿上帝抵抗军（Lord Resistance Army）。2012年8月,美国国务卿访问非洲七国,乌干达是其访问的重要一站,双方就地区安全及如何打击科尼的上帝抵抗军问题进行了会商。     

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危机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行不通的。     

当前欧美矛盾及其影响

<正>七国集团会议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外长斯泰因梅尔不仅表达了愿意看到俄重返七国集团的态度,而且强调俄在国际上仍是重要合作伙伴,凸显了美欧之间存在的分歧。图为2015年6月8日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交谈。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广泛的安全、经济、文化联系,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身处大西洋两岸的欧美一直寻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统一步调,共同维护其利益。但近来围绕亚投行、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与俄罗斯相处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等,双     

冷战后美印关系转向分析

冷战后,美国为填补苏联解体后南亚地区形成的政治真空,竭力同南亚地区进行政治合作,实行军事渗透和民主扩展战略。同时,出于反恐需要,美国一直在拉拢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行军事合作。作为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国,印度也欲借助美国势力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入常＂目标,努力成为世界体系中新的一极。为达到双方相近的地缘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美印在冷战后进行了战略调整,实现了历史性的关系转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

正编者按2013年11月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上,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了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分论坛。本栏目刊登的四篇文章系与会者提交的论文。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中美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多次表示,正如美国的繁荣有     

“爱恨交融”中的反美主义——冷战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90年代中期以后,中美两国学者对双边关系中的舆论和形象问题给予的关注呈上升趋势。本文认为,90年代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看法总体上爱恨交融,“精神分裂”,并且一度反美声浪高涨。中国人对美国的羡慕向往和反感痛恨历史上曾潮起潮落,而造成这种起落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偶然事件成为中国民众对美看法起伏的引发因素。文章认为中国人对美看法的公开、多样化对塑造理性的公众舆论未必是负面的。     

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人文基础

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以自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对做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承担和对纷繁复杂现实国际矛盾的积极回应态度,     

后疫情时代欧盟的战略自主与中欧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后疫情时代欧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外环境,其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并可能引发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欧盟周边问题凸显,并将不可避免地向其内部传导;欧盟的全球地位或将进一步下滑.在此背景下,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结合疫情期间欧盟所受冲击及其政策取向来看,后疫情时代欧盟将进一步加大能力建设,即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主行动能力,努力弥合内部分歧,推进一体化建设以及在外交政策上推行第三条道路.未来中欧关系中合作仍将是主流,但其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全球性超级大国还是民主典范？——后冷战时代日本的美国观

一、导言 200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签订五十周年纪念仪式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举行。气氛之热烈喜庆,均 在料想之中。这次盛会由北加利福里亚州日本研究会赞助,由一家名叫"美日21世纪工程"的私人主办方组织操 办,出席纪念仪式者包括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现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以及日美双 方大使。日本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引用前首相吉田茂的话,称该条约是"达成和解和信任的桥梁",她并且对双方在 历时弥久的毁灭性战争之后,尚能建立起如此坚定的伙伴关系表示惊叹。这一和约和五十年前同一天签订的《美日 安保条约》,在促成战后日本发展和巩固"举世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安全形势特点与亚信会议的新挑战

<正>当前全球安全形势可以概括为,世界总体稳定,一些地区热点问题降温,但新的热点同时升温。对话与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流,但大国矛盾和利益冲突明显上升。威胁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并成为新的安全隐患。国际安全中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亚洲安全面临新挑战,亚信会议肩负新使命。     

两场社会运动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在意识形态、宗教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就不断上升,一些政治共识被打破,中间派的数量大大减少。这一持续了数十年的趋势在小布什总统的任期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其在伊拉克战争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激进政策而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社会和政治方面裂痕加速呈现。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新时期，中日关系以及这一大框架之下的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抗拒统一。     

迷失在中东漩涡中的大国梦——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现实困境

<正>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一架正在叙利亚执行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的俄罗斯战斗机,引起土俄关系空前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土行动犹如从背后捅刀,充当恐怖主义的帮凶,并将严重影响土俄关系。土俄关系的恶化是土耳其外交面临的一个新的重     

“后伊核时代”的俄伊关系

<正>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霸权使得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战略联盟,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俄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在地缘政治、能源战略等方面有密切的合作。伊朗是俄罗斯重要的市场,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第三大客户。俄罗斯和伊朗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可增强两国把能源作为外交武器的分量。更重要的是,伊朗需要俄罗斯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给伊朗支持,以应对两国共同的安全担忧。2015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