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集中过多，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各项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财...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

本文探讨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问题 ,提出监管权的配置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 :政策部门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文章集中对前三个方面的权力配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设想     

试论财政法制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财政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要真正处理好立法与强化财政职能、中央与地方、权与法、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执法与监督、严格执法与文明服务之间的关系。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和组织关系比较

<正> 一、中央与地方取权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上。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又可分为:联邦制国家成员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和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划分;立法领域的职权划分和行政领域的职权划分。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论行政协议缔结权的渊源

虽然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都未直接规定地方政府具有行政协议缔结权,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谋求区域合作与发展并实现跨域治理,这种缔结权有着宪法释义的法律渊源,有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体制改革渊源,有着从中央自上而下的政策渊源。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试析中央与地方在分税制问题上的博弈与改善

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掌握了绝对的收入管理权限,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自给能力都出现方向变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寻求其它出路。因此分税制改革的实质便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变相的博弈。目前只有通过调整收入管理权限、改进省以下分税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博弈迈上正常的轨道。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研究:以房地产市场为视角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的观点众多，主流观点多认为中央享有宏观调控权，但其中颇多疏漏。从理论结合实践的维度出发，应可得出宏观调控权的纵向配置应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宏观调控权。     

试论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间的变相博弈

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掌握了绝对的收入管理权限，致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自给能力都出现方向变化。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寻求其它出路。因此分税制改革的实质便演变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变相的博弈。目前只有通过调整收入管理权限、改进省以下分税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博弈迈上正常的轨道。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比较分析研究

行政决策是行政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后续事态的发展方向与结果。行政决策中的重大行政决策更是关乎国计民生,其影响力的广度与深度极大,故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立法总体呈现"地方优先于中央"的态势,同时各地方立法之间存在着共性与不足。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先行为中央统一立法提供了更多实践经验,中央立法的出台势在必行。在参考地方立法实践的基础上,中央还必须从全局入手,调和各方关系,这样才能实现立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多元一体关系论略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模式自建立开始就体现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法定利益格局和调试互动关系,进而塑造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体多元关系格局。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关系既具有一体性,也具有多元性。     

论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启动机制——以公众参与为视角

行政立法后评估是中央和地方优化行政立法质量的重要举措,但对于评估工作的启动环节,法律规定与评估实践将启动权交由行政机关一方独享,严重忽视了公众参与的作用。确立公众对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启动权有着现实的实践需要和深刻的理论基础。要在借鉴与参考国外对于公众启动权制度的基础上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启动权制度予以制度化、规范化。     

论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控制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冲突中,某些地方政权机关采取违法手段以保护本地利益的行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除了中央权威进行行政控制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行政诉讼与宪法审查等制度,实行全面、有效的司法控制。     

理查德·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述评

联邦制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 ,但联邦与州及地方的权限关系 ,则随着美国政治、经济的形势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 ,在联邦与州两者之间的权力划分上都主张实行联邦主义 ,即必须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权。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是以中央集权抑或中央放权为价值取向 ,象驴两党的政治哲学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尼克松主张要改变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和态势 ,还权于州、还权于民 ,并实行税收分享 ,是为“新联邦主义”。本文拟对“新联邦主义”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实质和影响进行阐述和分析。     

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与当事人权利配置原则探析

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利配置可以说是在追求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的道路上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国外的民事审判程序中 ,有的过多偏重于当事人一方权利的保护 ,也有的过多偏重于法官职权的实现。通过对这些不当程序的分析 ,笔者认为 ,民事审判程序中最佳的法官与当事人权利配置原则是把程序的启动权归属当事人 ,把程序的调控权归属法官。当然 ,要在司法实践中实现和贯彻这一切原则 ,还需要一些观念上的转变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设想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收入范围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就现阶段如何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提出了对策设想。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新论——基于警察事务立法之考察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在法规范层面缺乏权限配置规则,存在"权限同构"的现象,影响了立法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法律规范的实践成效。由此,以警察事务立法为例,就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原则与标准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