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重心下移:缘起、过程与启示——基于广东省佛冈县的调查与研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本文以这一改革先行先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佛冈县作为分析对象,认为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是利用传统资源化解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传统治理基础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脱节问题的一种全新探索,其本质是通过传统村治资源的现代化来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然而,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随着传统因素的日益消解和政治场域的变迁,传统资源自身的限度日益突显,村民自治重心的下沉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挫折。     

村民自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微观社会基础

该文认为 ,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民主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主导的社会民主培育的双向互动过程。 80年代以来 ,在政府推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下兴起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发展将构筑起未来中国民主的微观社会基础。     

困境与出路：村民自治的宪法学思考

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之所以陷入运行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几乎不受宪法约束,导致某些地方政府在对待村民自治问题上形成了＂政府权力中心主义＂。在＂政府权力中心主义＂的实践惯性下,当村民自治实践有利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时,政府就支持村民自治;当村民自治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不支持村民自治。因此,要让村民自治彻底摆脱运行困境,应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则指导下,认真思考规范政府权力,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宪法措施。     

当代中国政府引导能力刍议

政府引导能力是指政府在引领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时所拥有的资源与能最，是一种依凭“软”资源要素的政府能力。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政府通过政府引导能力所发挥的政府引导职能无论是在内容实质上还是作用效果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基础上，充分动用政府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价值资源、信息资源等“软”性政府能力要素来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力量来进行社会自治与社会管理。今后，我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提升引导能力，增强中国自身的社会能力，完善中国的市民社会，顶住全球化的冲击和压力以平稳顺利地度过社会的转型时期。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北大核心SSCI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以党务村务公开质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重庆市郭家沱街道党务村务公开质询制度为例

正一、引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成为了法律所赋予群众实现民主自治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依法间接或直接的行使自治权力,维护自身所享有的民主权益,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方面的内容。但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其本质的含义理解和实践却有失偏颇。在城市,"政府一直将社区看作是国家权力机构实现管理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回顾、反思与前瞻——以村民自治为分析视角

从1978年至今,村民自治先后经历了萌生两年、黄金十年、曲折前进十二年、历史跨越六年这一风雨兼程的30年。期间,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既使广大农村民众零距离地亲身操练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还对我国民主建设作出了操作技术和发展路径上的启发,也直接推动了国家民主的发展。当然,在欣喜于它具有这些民主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在行政约束层面的限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基层民主实践模式,它继续向前的发展趋势不会逆转。当前,要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必须尽可能地有效开发相关资源,最主要的就是积极开发思想资源和重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的建设。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村民自治实践样态与转型方向

村民自治受到国家制度设计、基层政府诉求及乡村社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实践样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富人治村";而在中西部大部分的普通村庄,村民自治实践却呈现为"维持会"的状态。"富人治村"和"维持会"皆具有合理性同时又存在诸多方面的困境及隐患。为了实现乡村的"善治",村民自治应在基层政府转型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并积极推进协商式治理。     

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分析

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应急处置中,政府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政府并不是危机事件处置的惟一力量。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自身不同于政府的特点,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整合社会力量,保护受害人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新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构成要素,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新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困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从现实行动逻辑来看,唯有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党委领导、政府引导、法律范导的顶层设计,在中观社会协同层面推进新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资源对接,在微观组织自治层面重点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公信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正确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问题研究——河南省L村的个案考察

村民自治权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力,也离不开一定的财政支持.没有相应的财政资源,村民自治活动将难以开展.从根本上讲,财政问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实践绩效.村民自治正常、有序、健康的发展,需要妥善解决好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问题.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村民自治的价值刍议

村民自治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作为一种民主路径,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起点和突破口;二是它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可以整合乡村社会内部的各种资源,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无论是在现实运作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村民自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路径都遭遇极大困境,而它的治理功能越来越成为其主导价值。为此,对村民自治的运行效果进行考察,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奉新县指导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方法

村委会选举工作是村民自治中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质量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依法定位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职能则是村委会换届选举成功的前提。江西省奉新县在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介入而不旁观、参与而不干预,督导而不主导、监督而不裁决,重在以指导者角色并通过指导过程建立起一个推动村民自治的动力系统。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汉语国际推广

在政府主导下的汉语国际推广主要有孔子学院、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中心等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既有其优势,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汉语国际推广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民间开路的两条腿走路策略,既要依靠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大战略的强力支持,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