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私力救济发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来自云南省彝族自治地区私力救济现状的调查

由于人文历史、经济条件以及民族习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遇到纠纷时,大多诉诸习惯法而非国家法。私力救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盛行在印证了其对于解决纠纷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地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较大冲突。本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国家制定法应该正确引导私力救济,使其与公力救济合理协调,以充分发挥私力救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     

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当代彝区的法律实践为例

调解除了包括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外,尚有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和大调解。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大调解即吸纳了民间调解为有机组成部分。在四川凉山彝区,＂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将习惯法与国家法结合起来,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持了社会稳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容易导致正式制度和司法程序被表面化、边缘化。我国应建立规范的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民间纠纷解决活动＂自下而上＂的变革。     

解决纠纷与接近正义——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的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诉讼目的在于公正解决纠纷,其实现需要国家在推进公权力的过程中,亲近乡土正义观,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沟通对话与制度化妥协。     

贵州民族人口生产法律文化研究

本世纪初,中国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是我国首次从立法上对我国人口生产进行调整.但是,在贵州省某些民族地区、村寨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当中,因而保持着一套较原始的传统法律文化来对自己本民族人口生产进行调整,因而存在着国家人口法文化与"民间法文化"二元冲突,所以有必要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固有的调整民族人口生产的民间法律文化进行解析和阐述,这样对理解和把握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内部的规律和外在的规制力量,并配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工程项目中的少数民族

民族地区的大型的工程项目,往往被人们看作是该地区及该地区居民发展的契机,但是,民族地区的居民——少数民族是收益和面临外来文化方面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试图从工程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这一角度,剖析工程项目中的少数民族具体所受到的影响,及其产生原因。     

构建民族地区社区调解机制的若干思考——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

社区调解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化解民间矛盾,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因自然环境、历史差异、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与大城市社区建设相比,在社区关系协调、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都存在特殊性。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彝族习惯法、家支文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等因素对社区的和谐建设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结合彝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现状,民族地区社区调解机制在形式多样、作用有效和模式完善等方面可作一定创新。     

农村维吾尔族民间调解探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司法机关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民间调解在解纷过程中可以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本文以维吾尔族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为维吾尔族农村民间调解的发展提出建议,希望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族社会纠纷解决中宗教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诉讼爆炸带来的司法危机的学术活动和实务探讨眼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背景下,一度被藐视的传统因素如民间权威力量、民间规范受到了青睐。本文试图对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予以初步描述、分析和归纳。     

西南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数量繁多、机制复杂,传统解决机制作用弱化等现象。在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应该坚持调解组织与法院审判两大体系为中心,具体是人民调解组织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非国家性,纠纷解决过程和形式上要体现非司法特点;司法机关运作机制上要体现国家性,解决过程中遵循严格形式主义和法治主义;治安调解机制应采取严格的"法治"主义,即"严格的依法而为"。在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上应正视、承认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补充作用,采用不同途径和机制让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成为此地区纠纷解决有机部分。     

关于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综述

民族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妇女关系密切,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对当地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少数民族妇女与民族旅游的互动发展,有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积极意义。因此,本文在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国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保障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权利,对于维护和发展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但是现阶段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程度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和谐。本文将从非经济角度出发,对影响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因素作简要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初探

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机关如何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特点搞好检察工作,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地区的稳定,是当前民族地区检察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基于法律人类学视角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社会控制的特殊性及难度。本文拟从基本范畴的界定、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的互动、宗教对民族地区犯罪社会控制的影响、民族地区犯罪社会控制法律体系的构建等多个角度论述如何构建针对少数民族的犯罪社会控制法律文化体系。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作为少数民族重要标志的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和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本文认为,我们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来看,还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来看,都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弘扬工作。     

论我国藏区民间纠纷私力救济

我国藏区民间纠纷解决私力救济应属于“纠纷解决学”的一个层面。藏区解决民间纠纷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私力救济方式,是由纠纷双方当事人迎请当地寺庙的高僧作为中间人,调解双方的矛盾纠纷。“藏区经验”可以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为藏区多元化解决纠纷提供思路,同时我们应明确一种观点：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独立控制的目标难以实现,私力救济始终是一种与公力救济并存的社会控制力量,不应被忽视。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浅谈如何振兴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建设

基础教育在民族地区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这不仅违背了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而且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针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落后现状,提出了振兴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具体措施,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方法论方面的探索。     

法律政策在民族地区的适用——兼论国家法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互补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渗透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特有方式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这些习惯法有许多和国家法律政策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又有着国家法律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调节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指出人民调解制度就为国家法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的相互协调找到了稳妥地解决方式。     

以检察队伍专业化促进"两个科学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论坛综述

2010年11月中旬,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论坛在罗城县召开。会议以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为主题,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地区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服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怎样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检察队伍建设等方面。     

民间法: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乡土力量——以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

在传统理论中,犯罪控制是典型的国家正式力量主导的社会机制,但是这种理论构建下的犯罪控制设置并不一定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土社区中。通过对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进行法律人类学解读,说明国家法外的民间法资源能够并且应当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