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个体利益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基本性和长远性的满足.在现阶段实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既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要调节个体利益.提高整体利益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调节个体利益的关键是坚持公平公正,合理合法.     

论共产国际促进首次国共合作的实力思想和苏联利益中心思想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共产国际之所以帮助实现国共合作,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国共合作,促进中国革命,达到直接支援苏俄革命。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实力思想和苏联利益中心思想,实际上给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埋下了根子。     

论党的先进性的四个基础

党的先进性是由阶级基础、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构成的。正确理解这四个基础,对于坚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和发展执政党的地位至关重要。     

从历史经验看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非无产阶级成分为主的党组织能不能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早期中共的建设为此走过不少弯路.毛泽东建党学说从国情出发,提出依靠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完全可以把非无产阶级成分为主的中共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圆满地解答了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中共应该而且能够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加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执政基础.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     

试论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论国共合作的法制基础

本文主要回顾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种法律制度共存的历史,总结"一国两制"法律制度形成的原因,探讨其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思考,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试论皖南事变对国共合作产生的冲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誓死抵抗和坚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但当抗战逐步深入,八路军新四军获得迅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和巩固的时候,蒋介石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充分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党的建设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坚持党的阶级基础同坚持党的群众基础是辩证的统一.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统一论者;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这种统一过程中,曾有过极为成功的实践.在新世纪,面临新的历史条件,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如何保证这种统一性,是党的建设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一定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阶级利益的体现,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巩固和维护。利益的分化导致法的产生,法的根本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对不同时期统治阶级利益的调整,反映着不同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追求。认识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对于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依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阶级基础的三次增强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党三次增强阶级基础的历史表明:我们党是民主、进步、开放的党,是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国共合作的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望历史,进一步发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武汉抗战前后国共两党的竞争与合作

武汉抗战时期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最好的时期。以武汉抗战为分水岭,国共两党关系经历了从对立走向合作、合作御侮、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基本阶段。武汉抗战以后,双方在意识形态、政策策略、组织建设、党员吸纳、党政军体制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竞争。竞争带来的两党力量对比变化为后抗战时期中国政党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国共两党司法风格的比较——以军人婚姻为中心

在1930-1949年间国共两党及其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军婚是共通性较多的法律制度之一。二者在处理军婚案件时表现出不同的司法风格,体现了两党在法律上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共产党更为注重政策和人情,将军婚的保护和革命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重视用非法律手段(如调解)解决婚姻纠纷问题,而国民党则更注重法理,更重视以法律方式解决问题,且不大认同共产党将军婚和国家利益绑在一起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大众化的司法更为适应社会情势,国民党在司法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重视法理、尊崇法治的专业精神和较高的法律解释水平也应该给予积极肯定。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斯尼夫列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早期革命,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合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荷兰人马林所创造的“斯尼夫列特战略”被认为是最佳选择。认识到这个战略的起源及其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所采纳以及后来在中国的实行,对中国共产党初期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历史就容易理解了。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机制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60多年合作共事的关系,说明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这一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形成了新的局面和特点,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机制的完善上,在党与民主党派工作机制的建立上,在协商机制的规范上,在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上,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实践,使双方合作共事的内容更加丰富,程序设计更加规范,实施成效更加显著,为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若干思考

完善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制度是我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策略。在新时期的条件下,加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是理顺党政关系,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化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针对目前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关键在于坚持分工合作中权职一致,拓宽党外人才选配的领域,加强民主党派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     

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

党执政的社会政治基础对执政党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自身社会基础的新变化,即客观分析组织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新兴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新特点,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基础建设,使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差别化优势与对接发展——关于河北与京津合作的基本问题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河北经济发展必须借助京津冀一体化的力量,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研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战略举措,在提升京津冀整体实力的同时带动河北经济的发展。实现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不仅是河北众望所归,而且也是河北不断为之努力的目标。通过一体化的实现,建立健全河北对接京津的合作机制,使河北经济能够上层次,上台阶,并通过互利互惠,实现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