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因成功地反对了王明“左”倾路线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究其“左”的原因，主要是由理想主义、经验主义而导致主观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没有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原因，使“左”的错误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     

论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病因及对策

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最重要的教训。”这一结论,切中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的弊端。     

略谈溃疡病出血的标本缓急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法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对临床各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溃疡病出血的治疗也不能例外。溃疡病出血,是现代医学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大体上属于中医的“吐血”、     

邓小平理论的三个“突破点”

一、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 “左”倾教条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造成过严重危害。即便在建国后,也出现了象“大跃进”那样的急于求成的超阶段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的错误。是邓小平同志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率先抵制和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主张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号     

从GDP竞赛到科学发展

我国从搞“大跃进”时起，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这是由于我们缺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五年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层层放大的效应。     

批评是民主生活会的魂

截至目前，从河北省开始，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已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揭短亮丑，不回避、不掩饰，各地“一把手”直面问题，真查真改。据媒体统计，在批评环节，“脱离群众”、“急于求成”、“文山会海”、“形式主义”等是被提及最多的问题。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必须坚持。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同时不能急于求成。     

后进生思想转化的关键——抓反复,反复抓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后进生的思想转化工作也同样符合这一规律,他们的思想认识在起伏中前进,在反复中不断得到升华。因此,在做转化工作中,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抓反复,反复抓,循序渐进。     

试论我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选择

我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实提醒人们,既不能消极等待、坐失良机,又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上,只能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按照外向型经济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     

一对年迈夫妇对法律的执着追求

这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而对王春英夫妇来说,却经历了十二年诉讼和数十次裁判,最终还是回到1994年初审判决的结果。此案在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内务司法工作反映》上刊登后,引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文的高度重视,他于6月27日作出批示:“这确是令人深省的司法问题,一定要牢记司法为民的思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求。”是啊,此案反映出的情况是立法上的原因,还是执法上的问题,值得深思!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攻克“执行难”这一顽疾过程中,这起案件的经验、教训有认真总结之必要。一起经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有执行条件而长期未能执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如何彰显?本案的最终执行也说明,执行难,执行难,有条件执行的案件,只要认识到位,措施到位就不难。     

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精神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盲目乐观;应该冷静地思考,努力探索途径方法,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正确科学地引导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建活动,以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稳步前进和发展。 一、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邓小平的知识经济思想

邓小平生前虽然没有使用过“知识经济”这一词语,但他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确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具有一致性。本文从二者都具有时代性,都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都离不开知识、人才和教育;都具有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论证了邓小平的“知识经济”思想。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若干认识误区

最近,董克新撰文认为,在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模糊的或片面的认识:(一)将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目标与实现过程相混淆。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急于求成。试图找一种一劳永逸的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灵丹妙药”,单纯地从某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

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无疑。     

文化是个慢活

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决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文火慢熬”。慢，不是“等”，也不是“赖”，更不等于“不作为”，而是不要“乱作为”，不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人，是生活在文化之中的。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化是先进的，正如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活在垃圾堆里。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养护和养育。养则成。文化，靠的就是“养成”。     

善用“五官”做好群众工作

“身”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只有“身”入基层。身临其境，才能够“深”人实际，客观真切地了解基层一线的情况；才能够为群众言．言群众所想。“身”入基层也不是说简单的去基层走走，晃晃。真正的“身”入是带着一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关爱之心．用这颗心去指引身体的行动．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刑法第395条第1款中的“说明来源”性质——兼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

学术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问题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实体法规定的把握不确，其焦点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说明来源”性质。该款前半段是立法者为拥有“差额巨大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创设一项实体性行政义务——即“说明来源”，该义务同时也作为后半段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行为（不作为）中的前提性作为义务，前、后半段一起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整罪状和罪刑规范。而“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是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基础的客观行为要件，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证明的对象”，而不是“对象的自我证明”。该行为要件不产生任何“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含义和不产生证明责任“例外”分配的效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     

析王阳明论为学工夫

王阳明之学以“心”为本体，工夫论也是他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在不同的具体言说情境下，又有轻重缓急之别。他的为学之工夫也无不体现出这一点。为学工夫主要体现在本原与认识的渐进性，告诫我们为学不可急于求成；“知行合一”的为学工夫论是王阳明针对朱熹“知先行后”和“行重知轻”的命题提出来的。他主张为学中“知”和“行”相辅相成，合一并进，缺一不可。     

邓小平理论“三进”内容要突出重点

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三进”工作,是党中央对高校提出的一项跨世纪的战略任务,直接关系到能否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搞好“三进”工作,不仅应明确“三进”的重要意义,掌握“三进”的基本方法,而且要抓住“三进”的重点内容。 一、“三进”的内容要突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明确确     

催化剂质疑

催化剂问世以来,确使人类受益非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催化剂”,堪令人担忧。君若不信,有例佐证:你要“农转非”吗? “财”当先行,“催化剂”的功能;“汝欲办执照吗?”“礼”不可少,“催化剂”的妙用。凡办一件事,关节重重,一一要疏通。“手榴弹”“炸药包”“烟酒”去轰“孔方兄”去请,才能加速事情的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