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市场中国”

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9年政府工作重在四点:第一扩内需,第二调结构,第三重改革,第四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应该从最初应对危机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正>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中央政府的改革突围

<正>中央政府的改革"突围战"已经初见成效,逐步形成了经济增长不滑出下限和持续深化改革的平衡。2014年的政府工作还会继续帮助我们验证这一点的有效性。因此,2014年将是中央政府改革"突围战"的关键一年。3月5日,履新一年的总理李克强首次代表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李克强做完报告回到主席台座位的时候,掌声并未停下来,总理只得重新站起来,再次向全场鞠躬致意。     

政府满意度与民众期望管理初探——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案例研究

满意度已经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依据。根据对汶川地震灾区群众的问卷调查,群众对政府灾后工作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满意度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对灾区入户问卷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导致灾区群众对政府灾后工作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恰当的"期望"。因此,要最大限度提高公众的满意度,就必须对灾区群众的期望进行有效管理。     

棚户区里等待的人们

<正>2014年,棚户区改造做得如何,将是考察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窗口。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政府依然会把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届政府要实现不断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之一,"补短板"和"兜底线"将是两大方向。这既是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从经济主导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要求。从政府的投入规模来看,基本医疗保障已经基本覆盖全体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占4%的目标在首提的19年后于2012年实现。下一步的"兜底"将不仅仅是"扶贫",更需要使低收入者具备创富和有尊严生活的能力。     

行政改革博弈走向复杂化

执政党十七大报告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一节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据一位曾经抽调到国务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席会议综合组,参与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工作的专家介绍,总体方案的制定工作在十七大召开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的方向是向     

“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

目前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政府的税收增长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政府手上总是"有钱花",而其中很大的比例就花到"三公消费"上去了,却未必会提高行政效率。     

强势政府之辩

"政府不能一遇到问题就表现出软弱,如果把政府搞得弱势,啥也干不成。"深圳市长许宗衡一语惊四座。政府工作难做是实情。毕竟,法律、政策的框框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城市基建中的拆迁,现在不出所谓"钉     

经济滞涨,我们该如何理财?

2010年作为"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形势整体在表现出向好惯性态势的同时,诸多变数和苗头已经隐约出现: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仍在延续。虽然诸多统计数据表明,中央政府连出调控"重拳",已经有效遏制房价的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困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具备了社会保险制度"再分配性"和"政府主导"的特征,破冰的关键在于——改"自愿原则"为"强制原则",明确政府的管理、财政投入责任。     

“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结构

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十二五”规划,再造中国

制定一个好的"十二五"规划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能否突破。2003年,政府已经提出了政府转型,但政府转型和其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形成的非局部性和非个别性,加深了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郑永年教授专访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政府道歉

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原本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道歉日渐被纳入政治学范畴。政府道歉热是国际正义觉醒的产物,越来越成为政府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寻求和解的重要途径,也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方式。实践与相关研究表明,作为国际交往的方式之一,政府道歉对于修复对立和冲突关系是非常有效的,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国家和解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政府道歉也不是万能的,政府道歉不仅受制于道歉双方的道歉意志,同样受国际国内局势左右。尽管政府道歉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无法否认的是,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解决国际历史遗留难题与现实政治中棘手矛盾的努力与尝试,承载着人类力图告别"丛林法则"迈向文明道德时代的期望,展现着人们以道歉"宽恕"的力量化干戈为玉帛,为施害国与受害国创造了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前景。     

2011,中国企业家侧影

回顾2011,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恐怕还得从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起,否则我们来年又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伪命题"。2011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或是悲催的一年。国内,宏观政策严防死守,绝不轻易更弦易章;国际,欧债危机深不可测,反倾销五花八门。大浪淘沙沧海横流,中国企业家在这一年里不得不各显泳姿,看谁能在不确定的湍流中保持继续生存的能力。我们不妨为这些艰难生存的企业家画个群像,找出他们最具共性的特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以政治效能换政治信任——安徽效能建设观察

安徽效能建设的经验说明,"效能革命"不能停留在"效率"上,服务型政府应该做到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导向来安排服务内容。而触及部门权力和利益的调整越多,改革的压力也会越大。在安徽,有一场效能革命已经耕耘了6年。"开始的时候重点考虑是     

萎靡不振的韩国选出了CEO型总统

创造了打工者神话的李明博能以大比分击败郑东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武铉政府的"弱经济"。而弊案在身的李明博能整合包括朴槿惠、郑梦准乃至工会势力等各种政治力量,能在最后关头忍辱宣布接受《特检法》调查,则可见其政治手腕和谋略上的过人之处。     

来信

东部发达地区打着"产业升级"的旗帜,中西部打着"产业转移"的横幅,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工业园"仍然搞得红红火火的。但本人认为行政主导的所谓产业改革并不能解决当今企业遇到需求不足、成本上涨的经营困境。不管政府是出于过分自信能领导市场还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传统的工业园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为社会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产业转移不应该是一纸行政命令,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身,从市场主导者变为市场服务者。——广东康小伟(读《"死掉"的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