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模糊性

我国刑法中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而刑法模糊性的产生具有不可避免性,这便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然而,刑法的模糊性本身并非一件坏事,只要我们能正确地对待它,它同样可以起到有效地保护人权、保障自由、打击犯罪的作用,并能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达到和谐统一。     

树立理性刑法观四题

用客观公正的理性思维认识和评价刑法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刑法规范自身的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刑法与犯罪、刑罚痛苦性与人权保障、刑法规范普适性与社会现实个别性、刑法条文明确性与刑法条文模糊性等四个关系，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论立法语言模糊修辞的功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考察对象

明确性是立法语言的基本特征,立法语言体现出准确、简约、庄重的特性是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明确性的背后却隐藏着法律模糊修辞的必然性。绝对的明确导致法律规范的滞后与僵化,模糊修辞的灵活性、协调性决定了它是消除立法语言过于明确带来弊病的必然选择。刑法在罪行法定原则的思想指导下明确性成为其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其也因此被成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但是在以明确性作为立法目标的同时也要注意刑法规范模糊性的功能。作为立法语言的一种修辞方法,模糊修辞是服务于立法语言的,同时又作用于立法语言,一方面说服制定法的接受者服从法律,另一方面协调法律规范与其所调整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协调法律权威与共识之间的冲突。     

起刑点问题的浅思考

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整个刑法体系的基础。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刑法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法律内容具有明确性,对犯罪的规定亦应符合明确性。我国现有刑法无论总则还是分则都有太多的不明确规定。通过对刑罚谦抑性及我国现实的具体考察,降低起刑点符合社会的理性选择。     

人权的刑法保护:内涵、缺陷及完善

刑法是构成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基础,是直接关乎到国家公民人权和保障的法典,它具有着广泛的公民权益保护和对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独特制裁权利的特殊性。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人权保护的立法还存在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等缺陷,需要采取优化刑法的类罪体系,增强刑法的明确性等措施使其完善并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     

论合同无效之判定规则——兼论《合同法》第52条的解释方法

《合同法》第52条是判定合同无效的主要依据。由于概念的模糊性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该条在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结合该条的五款规定,建议在民法典编撰时以"公序良俗"取而代之。因此,正确理解公序良俗和效力性规范是适用该条的关键所在。应按照一定的方法和原则,通过整理典型案件和司法解释的方法对公序良俗进行类型化研究,从而使公序良俗的概念具有相对的明确性。根据语义解释的方法,该条应为效力性规范而非管理性规范。现有的形式区分标准存在不足,应运用利益衡量方法,以实质标准判定合同无效。     

论行政法对刑法的规范效应

行政法与刑法之间存在诸多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依存的内容,行政法规范和行政行为可以成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在此意义上,行政法对刑法具有规范效应,这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相悖.行政法对刑法的规范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作为空白构成要件的行政法规范变更后对刑法可罚性范围的影响、行政解释对刑法适用的意义、违法行政行为对于刑法的影响以及作为合法证据的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后对于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问题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强化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二者的相互协调与有效衔接.     

罪刑法定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命运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基石性原则。中国封建社会既无规范意义上和制度层面的罪刑法定 ,也无观念层面和思想层面的罪刑法定。中国封建社会里 ,类推比附制度的存在 ,封建法律体系阶次性、明确性 ,民间法的存在 ,君立的绝对立法权 ,礼刑互用 ,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绞合在一起 ,是中国封建社会设有形成规范层面和缺席层面罪定的主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刑事和司法上的主客体思维 ,围绕儒家“礼治”来制刑、量刑和用刑 ,封建统治者在法价值上重秩序、轻权利 ,罪刑关系上的功利主义和刑法工具立义 ,对实质正义的过分追求和迷恋 ,公法文化的强盛和私法文化的贫弱 ,社会本位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 ,封建司法官吏在规则内无自由裁量权和规则外无限自由裁量权的“角色冲突”,刑法主观指向无限性与文本客观涵盖的有限性的矛盾与不谐辱因素 ,致使中国封建社会没能形成观念层面和思想层面上的罪刑法定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立法思考

期待可能性,究竟能否纳入我国现有的刑法法律体系,值得商榷。在我国,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存在着与现有刑法语境不兼容及理论本身的缺陷性等方面的困境,其应该作为刑法规范正当性的依据渗入刑法规范中,以利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法律解释下兜底条款的适用完善

兜底条款在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保障刑法稳定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兜底条款的模糊性和概括性导致其适用的不统一和刑罚的扩张化问题日益突出,破坏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正确采纳法律解释的方法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克服兜底条款的固有缺陷,是协调兜底条款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必要途径。     

从律师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刑法第306条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主要涉及律师刑事责任问题 ,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以刑事立法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为视角 ,探讨了该条的立法缺失 ,对该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并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以及树立正确刑事诉讼之理念的角度出发 ,提出废除刑法第 30 6条之立法建议。     

西原春夫“国民欲求”概念之展开——兼论其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引作用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在其《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中，通过对以欲求为中心的人类行为科学的探讨，将刑法的根基归结为“国民的欲求”。“国民欲求”的特征在于其道德性和个人法益保护性．所以对其认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刑法根基的“国民欲求”必然对刑事法治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两可行为"取其轻--本案应定伪造印章罪

刑法理论对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刑法规范是具体的,刑事案件是复杂的,刑法理论是抽象的.本文运用刑法理论分析了一起刑事案件,认为被告人行为应当定伪造印章罪,而非伪造金融票证罪或者其他罪.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在刑事侦查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如维护刑事司法公信力、规范侦查主体行为、促进诉讼民主、保证刑事司法公正等。刑事侦查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侦查主体在取证中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都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大众、知情人、其它侦查机关都要讲究诚实信用。但刑事侦查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应有例外,体现在诱惑侦查、审讯中的欺骗、秘密性侦查手段、侦查谋略等方面。     

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与价值取向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一个规范行为,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且无误的规范。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影响,致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失于疏漏,也因此使得办案机关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想奇招、各自为政,有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的法治精神。其实,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还是一个价值行为,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内容一一揭露出来,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原则,才能为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