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

以提高诉讼效益,节约司法资源为制度价值取向的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不尽如人意,其最终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普遍有效的回应.这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狭窄有着联系.要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价值,在设置简易程序时应兼顾程序的简易化与正当化,在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时,应明确具体的标准.同时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程序选择权.     

试论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有力推动了司法正当性建设。但新法简易程序仍存在一些不足,随着刑事发案率的提升以及刑案多样化的凸显,明确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多元简易程序等诉讼改革要求已成发展趋势。     

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监督与制约是司法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作用产生诸多影响,在理清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监督与制约的优化配置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当务之急。     

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探讨

刑事简易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由于设置形式的单一和配套制度的缺失未能实现对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随着刑事案件的日趋多样性,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建立多元化的简易程序已是必然方向。     

行政诉讼应增设简易程序

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可以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简单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存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成功实践及域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为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可行性。本文还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进行了具体地设计。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不仅类型较为单一,只有简易审判程序一种,且在设计上缺乏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特别规定,影响了简易程序应有的司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分析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透视中国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及实践运作,提出我国应完善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     

关于行政诉讼应增设简易程序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未设立简易程序,影响了效率,那些性质轻微、情节简单、争议不大、 影响较小的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做到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     

试论我国民事简易程序之重构

近年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改革民事简易程序的呼声越来越高。究其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诉讼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普通诉讼程序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同时,已显现出无法快速及时处理的缺陷。而我国当前的简易程序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立法及司法上均存在严重问题,适应时代的需要,引入“纠纷类型化”解决思路,充分发挥简易程序之价值,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建构

为了降低诉讼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司法大众化 ,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是跟普通程序相对应的独立的诉讼程序。从法理基础、价值分析和现实需要看 ,我国建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既有必要性 ,又有可行性。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具体建构模式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并考虑相关因素。     

关于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构建,相对于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使得刑事案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了繁简分流。在那些按照特殊的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中,注意在确保最低限度的公正性的前提下,促使诉讼进程加快,司法资源可以在大体上得到合理的配置。本文试就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其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以及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论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是简化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过于单一、被告人没有简易程序的选择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总结刑事诉讼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     

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与诉讼模式的重构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制与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恰当的诉讼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没有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确立恰当的诉讼模式,理顺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恰当配置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促进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这种恰当的诉讼模式就是协同主义诉讼模式.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