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司法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涉及死缓限制减刑的两个案例虽然情节略有差异,但最终均适用了死缓限制减刑的裁决。对实践中数十个死缓限制减刑案例样本进行归纳分析,发现对于命案中出现一人死亡、被告人有一定从宽(也可同时具有从重)情节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家属不予谅解的,多被判处死缓并适用限制减刑。另外还有三种情形:一是如果主观恶性较深(具备累犯等前科情况)的,判处死缓稍显罪刑不当的,也会被适用死缓限制减刑;二是对于证据等情况存有瑕疵的,也可作此适用;三是存在一定的从宽情节,直接判处死缓即可的,也适用了限制减刑。对上述四种情形进行评价,认为前三种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限制死刑适用、罪刑责相一致的刑法原则,后一种有滥用之嫌,在实践中应当予以警惕。     

死缓限制减刑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的修改,标志我国刑法建立了全新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但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对该制度适用不当的问题,即以判处死缓限制减刑替代死刑、该适用死缓而不当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不当适用死缓。为依法准确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切实把握以下原则：坚持罪刑法定原则,防止突破、超载法律规定而适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防止三个“适用不当”;坚持利于贯彻执行死刑政策的原则,防止大起大落。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范围应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而确定,对一些特殊情形应更多地考虑适用限制减刑。为方便办案时参考,结合实际分类列出了一审、二审、复核审中死缓限制减刑裁判文书主文部分的样式。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辨析

目前我国刑法界存在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提出通过实质解释将缺乏形式规定但具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解释为构成要件行为;将有形式规定但不值得处罚的行为解释在构成要件之外。围绕这两种情形,二者展开了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处罚范围、字面含义、刑法正义及法条竞合等方面的争论。分析表明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是可以、也应当统一的,尤其在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之下,没有争论的必要。     

关于形式解释论的几点澄清——兼论罪刑法定视域下的形式解释论

法律之生命在于解释和应用,却天生带有一定的粗糙和不足.对于刑法规范的解释运用,如何在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做出选择,是一个刑法的立场问题,也是刑法方法论的路径选择问题.文章阐述了实质解释论的基本观点,对形式解释论做出几点澄清,并进一步在罪刑法定原则展开了对形式解释论更为合理和优越的讨论.     

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检视与重构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死缓条件包括死缓适用之前提条件和实质条件。其中,“罪行极其严重”是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其实,人身危险性才是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对此,司法实践应当树立这样的认识：死缓适用应当分层判断,在符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前提条件后,再进行“人身危险性”这一实质条件的判断。同时,理念的革新对于破解重构死缓适用实质条件之困境至关重要。     

论减刑制度的适用条件

减刑是一项非常本土化的刑罚执行制度,但是国外相对应的刑罚执行制度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首先简要梳理了中国减刑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具体从减刑制度适用的对象条件、实质条件和限制条件这三个角度,结合国外的减刑制度以及中国最近颁布的减刑新规定,对减刑制度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较为细致地梳理与深入地评论。     

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下监狱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强调了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细化了严格审查实体条件的具体标准,推出了强化案件办理程序机制的系列举措,明确了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的配套制度。这一意见的出台使监狱在提请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中都面临着挑战。监狱应当积极作出应对,严格规范执法、开展专项培训提高举证应诉能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公开,关注服刑人员改造情况,履行好刑罚执行的基本职能,使各项工作契合意见要求。     

交易控制：从“赔钱减刑”到“花钱买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民事赔偿影响量刑的解释规制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赔偿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导致被害人上访申诉的案件比例越来越高,基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司法机关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影响刑事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但是此种做法的本质是利用国家刑罚权的退缩来实现刑事审判中各主体的利益,因而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当在一定原则和限制条件下保障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防止该制度成为有钱人的免死金牌,实现法律赋予该制度的正义价值。从“赔钱减刑”的现象分析入手,通过分析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建立在司法现状基础上,提出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合理范围,以期最大限度的实现“赔钱减刑”所具有的正义价值。     

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存在的矛盾及解决路径

近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监狱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几年,监狱一些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司法腐败的案件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杜绝司法腐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监狱如何适应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新形式、新要求,以确保案件质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值得监狱有关部门深思。     

论死缓变更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死缓变更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但似乎被法学界遗忘的课题。本文从变更程序、管辖以及变更事由等方面对死缓变更制度的适用与完善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刑法解释的目标归属与向度选择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必经之路”,也是刑事立法获得良好实践效果的重要环节。在刑法解释论内部,历来就存在着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二者之间只是解释立场上的对立,不存在先后顺序上的争执。无论是风险社会的客观需求、刑法构成要件的法益内核,还是主体间性理论的发展,都推动了刑法解释的实质化方向。为了追求实质的正义,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度思维范式,构建并完善开放式的对话论证机制,将生活事实的开放性和延展性填充到刑法文本中,使刑法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可以通过解释获得张力,实现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应然效果。     

论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

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持反对立场学者的立论依据是对数罪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持类似立场.刑法解释应当贯彻形式解释优先的立场,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条文应坚持严格解释,不当地限缩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该问题应采肯定说,是否适用缓刑应依据刑法判断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符合的依然可以适用缓刑.     

非法行医罪主体的实质解释

犯罪主体的认定可以说是非法行医罪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立足于实质的解释论,将"未取得执行资格"解释为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遵从了目的解释的方法,不仅可以解决"三超行为"、美容师、医疗机构开办者、见习医生等情形的认定问题,还可适用于乡村医生、单位挂靠医疗机构、个人家中行医等行为的具体认定,从而平衡保护社会公共卫生秩序与保障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为非法行医罪的争议问题提供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死缓制度的几点思考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在世界上独有的法律制度,它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具体要求。虽然目前该制度在司法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因噎废食,完全废除死缓制度,而应该对其加以改进完善,使其充分发挥宽严相济中"济"的作用与功能,达到控制死刑、限制死刑的目的,真正做到宽严相济。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及其实现——兼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判定与司法适用

在先法性法益、宪法性法益和后刑法法益中,只有后刑法法益概念具有解释论机能。通过对入罪判断起决定作用的目的论解释以及谨守出罪的实质解释,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得以充分实现。构成要件保护法益的内容决定刑法规范的目的,这便从形式上划定了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明确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刑法的辅助性法益保护原则,通过保守的实质解释进一步限定罪刑规范的适用范围,以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合理性。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复杂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传统法益和生态法益,三者之间存在一定位阶关系且判断基准在于人类关联性,这对于相关司法解释的准确适用至为关键。     

“流氓软件”的法律规制——基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视角

流氓软件日益猖獗,反流氓软件浪潮应运而生,但是效果不佳．反流氓软件行为之所以遭遇尴尬,主要是因为缺少直接对流氓软件规制的法律,流氓软件和反流氓软件都游离于法律的边缘．现行法律并不是对流氓软件毫无办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都可以为反流氓软件提供法律依据．主要是当前的法官应该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应当果断地为反流氓软件提供司法保护．     

论版权条约的解释——以版权限制和例外条款之解释为例

版权条约的解释,在具有传统条约解释共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特殊问题.为了保证一体化与多样性有效统一的版权利益平衡保护体系的构建,版权条约解释的渊源,不应只局限于自足性条约本身的资料,还应包括其他更为广泛的解释渊源.同时,版权条约的解释,也需要注意相关版权公约中的联系条款,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解释,并注重对成员解释权的适当尊重.     

经济犯罪原因解释论比较研究

关于经济犯罪的产生原因，一直是犯罪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解释经济犯罪原因主要理论有理性选择论、差别接触论、力量和诈欺犯罪的一般化论、整合解释论和无规范理论等。其中无规范理论适应了解读经济犯罪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即经济犯罪在事实上是个人和经济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偏差行为，只是由于经济形态的改变，而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经济犯罪。因此，长期以来无规范理论被理论界和实务界作为研究经济犯罪的重要理论之一而被广泛引用。在我国，体制变革为经济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的负面效应是催生经济犯罪的原动力。制度冲突和深层次矛盾为经济犯罪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少数权力腐败是经济犯罪的催生剂，改革时期社会心态的浮躁和相对被剥夺感是经济犯罪的重要思想原因，跨国跨境犯罪是诱发经济犯罪的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