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正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首要步骤。     

用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与传统治理的管制和一元不同的是,现代治理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防止政府规模的膨胀,要求行政组织减少层级,缩短指挥链条,给员工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用现代管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只有地方政府加快自身的改革,做到职能上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让社会组织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土壤,让其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大的平台;只有各级行政组织变控制为服务,变管制为协调,变命令为沟通,才能使中国地方的社会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与障碍——以杭州市为例

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指政府在一个相当长时段其承担的角色与职责发生的变化,就是政府职能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治理型转变。以杭州市为例,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动力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必然要求、回应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冲击与适应社会舆论的压力,内部动力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创新要求、地方经济与公民社会发展内在的要求以及地方党政领导的个人推动等。阻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因素主要是人的旧观念意识和原有的制度与体制。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以广东顺德为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通过整合地方政府部门和事项,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这与整体性治理的中心理念、组织结构、现实目标有着较高契合性。因此,选取广东顺德大部制这一地方典型改革为例,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深入分析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地方政府未来改革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大部制下的整体性内部协同机制;职责整合机制;内外协调机制;监察约束机制。     

积极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往往始于现实,发端、蔓延于网络,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和弱规范性等特征构成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多元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本质上也是个系统的过程,必须建立从战略认识到制度规范和应急机制的系统应对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府治理的载体和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的进程。     

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治理对策研究

在对杭州市15名地方政府干部的非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谈基础上,设计了一份“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治理对策”的问卷调查表,对浙江省185名地方政府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对有效调查问题的隶属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会信用的法制化管理、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机制、健全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实施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等治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六项对策,并对各项治理对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成因—治理对策的结构模型,最后提出了研究展望。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山东半岛为个案

跨域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公共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及跨部门议题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治理模式.胡锦涛2009年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之后,“蓝色经济区”的跨域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区域政府的保护主义等都制约着山东半岛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域合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有: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型;树立连续博弈及跨域治理的理念;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规则约束机制;建立跨域治理的协调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执行策略.     

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培育理性社会主体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权力,进而才能激发社会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因此,通过社会公共领域培育理性社会主体和理性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机制。     

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视角

政府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其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也依次经历了监督评价、免疫系统、国家治理等三个阶段。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的新变化与要求,主要体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保障民生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功能等四个方面。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着力点,主要体现在预算审计、公共政策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多个方面。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制的形成及其推进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社区制"经历了启动、形成发展与转型阶段,基本构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道路与发展图景.社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研究这一过程.从社区制的发展历程中提炼出四个推进机制:政策与示范——社区制演进的中央推动机制;问题导向与学习创新——社区制演进的地方创新机制;专家与民间精英——社区制演进的微观创新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制演进中党的领导与整合机制.经研究发现,社区制既有从属性和工具性,也有主体性和发展性,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一部分,社区既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目标形成不同的体制,同时也随着国家发展和自身成长不断地将自身向前推进.     

地方治理进程中政府网络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网络管理能力不足是地方治理进程中遇到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加强网络管理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地方公共事务的"善治",是网络治理环境中地方政府承担和履行"元治理"角色的首要任务。当前,在适应社会变迁、推动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急需强化网络管理各个阶段的责任和核心能力,以消除地方治理的各种障碍因素,实现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之一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作为危机事件的当然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实现灾害救治重任的最直接的担当者.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对地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变革政府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灾害.     

当代中国生态治理的制度建设

生态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生态治理事业当中的具体体现。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打造生态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决策与生态治理相融合;通过改革政府体制、完善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治理产生实效;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形成生态治理的社会合力,有效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与人(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加拿大地方治理改革之解析——兼论我国当代地方治理的发展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加拿大不仅对联邦政府的职能、府际关系、运行形式等进行了一些调整，而且还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形式等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遵循着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加拿大地方治理变革虽然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是共同的，从而也为我国地方治理发展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