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中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比较研究

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必须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且目的在于限制竞争;根据不同的分类法,可将其分为横向与纵向、协议与协同、禁止与豁免等种类;考虑其在经济上既能产生消极效果亦能产生积极效果,因此不能简单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有时需通过经济学分析以区别豁免情形;欧美竞争法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在立法体例、价值目标、执法机制、例外制度方面等均不尽相同;我国反垄断立法应以欧美竞争立法经验为基础,同时体现我国的特色.     

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

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是"强生公司垄断案"判决所要解决的关键争议。从近5年法院审理和反垄断执法机关处理的若干典型垄断协议案件中可以看出法院和执法机关的观点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从各国有关垄断协议的立法情况看,排除、限制竞争在垄断协议的认定中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如何认定排除、限制竞争垄断协议方面许多国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具体的分析框架,这大大提高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虽可通过理论解释初步加以澄清,但最终的解决仍有赖于立法的完善和制度的构建。     

论纵向非价格限制的反垄断规制

纵向非价格限制是市场竞争中的常见形式,但主要法域的法律实施对现实回应缺乏有效性和连贯性,中国《反垄断法》亦未对其作出明文规定而使法律实施处于不确定状态。比较分析欧盟法和美国法就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发展出来的逻辑与经验类型,可以确立:以品牌内竞争限制为起点从而影响品牌间竞争的经销限制应为纵向非价格限制反垄断规制的规范类型。进而,对其实施反垄断规制的进路,应以“品牌内-品牌间”竞争为分析主轴,考察规制的结构性因素和规制区间,分析反竞争影响与层次、确认效率及其促进竞争转化。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纵向垄断协议作为独立规范类型的内在逻辑、形成区格于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     

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分析及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是同一行业成员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组成的自律组织。它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产品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会限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形成垄断。对此，本文首先界定了行业协会的含义并分析了其对竞争的影响，剖析了行业协会形成的限制竞争协议和行政垄断行为，并针对我国立法现状就完善反垄断立法提出展望。     

纵向限制评判标准之限制经销商自由说驳论

反垄断法以保护自由竞争为立法目的,以竞争损害为垄断行为构成要件。因此,判断垄断行为的评判标准应该是相关行为是否损害竞争。我国反垄断实践中,各方在论证或认定RPM等纵向限制违法时,高度强调此类行为限制经销商自由。这一标准与缔约自由的民法基本制度相冲突,无法解释众多现有反垄断实践,导致反垄断法内部逻辑混乱,因此不符合良好理论的评价标准。限制经销商自由与真正的竞争损害并不存在密切对应关系,反而存在明显冲突,因此亦不能以限制经销商自由作为竞争损害的替代指标。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理性化要求放弃这一标准,明确转向竞争损害标准。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与横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比较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主要影响同一品牌内部的竞争,因而对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主要应看一方当事人的市场力量如何,以及对竞争者的排斥效果如何。由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积极效果更加突出,因而不像横向限制竞争协议那样受到严格的控制,本身违法规则适用范围有限,除了转售价格维持与绝对的地域保护以外,对其他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均应适用合理规则进行分析。     

限制转售价格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限制转售价格是纵向限制中的典型行为样态,是反垄断法重点规范的反竞争行为之一。正是基于此,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将限制转售价格完全纳入反垄断规制范畴,而是规定了一些豁免的情形。通过对欧盟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建议中国应当制定更为详细的关于限制转售价格的反垄断豁免指南,以便相关规定得到更好的执行和遵守。     

对反垄断法下的纵向垄断协议的研究

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对纵向垄断协议采用了具体列举和兜底概括的方法予以归纳,应结合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和实践经验对十四条的合理性予以分析,国家在通过反垄断制度维护竞争的同时,不宜对纵向垄断协议做扩大化的解释,避免发生以牺牲经济运行效率为代价,不适当地干涉市场竞争,干扰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竞争倡导研究

竞争倡导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所有改善竞争环境的行为，具有促进和补充反垄断执法、推进竞争政策有效实施和推动竞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反垄断执法针对私人限制竞争，竞争倡导关注政府干预限制竞争的风险，故所倡导的竞争应围绕干预的适当性、主导权及期望实现的目标来界定。分析各国竞争倡导的制度路径，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诉求，我国竞争倡导制度构建的重点在于引入立法优先咨询制度、推动准入管制的放松、逐步缩减反垄断除外适用范围、健全对管制的竞争评估、帮助企业进行合规制度建设，以形成多样化的倡导工具。     

限制竞争协议豁免的申报与认定分析

本文主要介绍欧共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协议的申报与认定制度,并根据欧共体的相关立法指出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完善。     

纵向限制损害竞争的法理阐释

纵向限制反垄断法规制以及相关研究一直是反垄断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乃是纵向限制的福利效果较为复杂.从反垄断的基本法学理论出发,即杠杆理论、掠夺性定价理论、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和信息不完全理论,阐释其对于竞争的危害,从而为反垄断法规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探析

特许经营是当前国际流行的一种商业经营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价值。特许经营中存在一些限制竞争行为,这些行为绝大多数都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不绝对为反垄断法所豁免或禁止,应采用辩证的方法加以具体分析。目前,我国要加强对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研究及立法,明确立法指导思想、立法体系以及反垄断豁免方式,从而保证和促进特许经营健康发展。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法》立法过程中颇有争议的难题。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仅局限于将其视为我国反垄断法特有的问题 ,事实上 ,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是各国反垄断法都可能面临的任务 ,更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和特色。文章在深入剖析反垄断法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范的必要性、合理性的基础上 ,就我国反垄断法如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     

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制的初步探索

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导致随之衍生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已作出原则性规定,作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国家工商总局立足职责,积极开展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反垄断执法的相关配套指南、规章制定工作,通过制定规范,更好地明确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与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增强经营者对自身经营活动的预期性,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关于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制定反垄断法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宜采用分立式 ,反垄断法的规则内容应当包括 :行政垄断行为 ;严重限制竞争的横向协议和纵向协议 ;以排除、限制竞争为目的的企业合并行为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若干领域。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应为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准司法机构。     

公私权博弈还是融合:标准必要专利与反垄断法的互动

正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微软、谷歌和高通等ITC产业巨头反垄断调查的持续升温,标准涉及的知识产权和反垄断问题引起了各国相关产业界和法律界的关注,特别是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标准必要专利限制和排除竞争的情形。今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对高通涉嫌滥用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垄断的行为展开调查,而7月底国家工商总局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更是将这股反垄断之风推向新的高潮,由此,中国便加入了各国反垄断执法的热潮。     

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的反垄断规制

近年来,数字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行为引起系列反垄断争议,究其根本在于优质内容版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潜在市场封锁与创新减损风险,如何构筑符合内容平台特性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本文以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剖析注意力经济下数字内容产业竞争与创新内核,明确内容平台纵向限制行为的限制竞争风险与反垄断规制路径选择;同时基于内容平台特殊性与规制难点,重构既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寻求符合其行业特性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与长效监管思路。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调整——解读《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

对企业间垄断协议进行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内容之一,而行业协会组织成员企业进行限制竞争的活动是最容易形成企业联合行为的。由于行业协会的特点,使其反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反垄断法》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行业协会功能发生偏差的现状,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作了较为严厉的规定。但要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还需要明确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并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     

首张反垄断罚单的法律解读——以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纵向垄断协议是与横向垄断协议相对应的概念．又称垂直限制协议、垂直协议、纵向限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经济层次．无直接竞争关系但有买卖关系的经营者，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如制造商与销售商订立的协议，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订立的协议。     

垄断、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区分及其对立法的意义

<正> 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其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它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最大 可能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国家 将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的竞争作为经济政策与法律的首要目标,其主要方式即通过立法对危害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进行规制和禁止。然而,综观各国法律,自美国1890年颁布《谢尔曼法》以来一百多年里,各国政府在禁止各种不良竞争行为方面应该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但各国立法对于危害公平竞争行为的范围、种类以及频频出现于立法和学术著作中的垄断、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均缺乏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