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职责

网络舆情在彰显公民政治态度,保障公众舆论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情绪舆论、负向舆论以及虚假舆论的滋生和蔓延。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围内,防止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销蚀,是构建网络舆情生态的关键性议题。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要转变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以达到网络舆情风险控制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网民网络舆论自由的权利,又要适度干预网络突发舆情,以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同时,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技术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探索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及其治理理论认知

<正>确认知网络舆情及其治理问题,对于促进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正向意义。社会转型背景是认知网络舆情的一个基本维度,网络舆情的兴起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力量兴起的鲜活体征。作为当代舆情表现形式之一,网络舆情核心内容是现实社情民意。尽管在互联网技术作用下,网络舆情的社会属性越趋增强,由此导致负面的舆情较多,但其基本功能是社会进步。从"治理"的基本要求出发,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应在自身角色定位、网民地位、治理导向及治理思路等方面树立正确的认知理念。     

治理视野下的温岭“民主恳谈”

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运用善治基本要素对出现在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治理型模式加以剖析，提出政府需“投资”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互惠规范、扩大参与网络以完善民主恳谈，构建和谐社会。     

民生问题与政府“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分析视角

民生问题关乎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关乎社会的和谐安定.本文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分析了民生问题在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极其重要性,着力从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决策、政府行政、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导致民生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然后集中探讨了改善政府治理化解民生难题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建设"公意-责任-服务-法治"型政府的新构想.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公共危机的路径创新——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风险社会背景下,合作共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共危机有效应对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一案三制"的公共危机应急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尚未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以致合作治理的目标与实际过程严重脱节。网络治理理论的引入,将潜在的外部资源与社会网络纳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范畴,试从优化合作网络结构、完善合作运作体系两方面提升合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论社会治理中的“熟悉因素”

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熟悉社会",其核心构成都包含了"熟悉"这一因素。"熟悉因素"的运用在传统社会主要体现在乡规民约与地方性共识以及乡里调解、宗族调解与邻里调解之中,在现代社会主要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和早期的法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现代法治建设之中。我国应该主动发现并识别"熟悉因素",并将之有意识地运用到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以满足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社会变革中国家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

有关社会变革与国家治理的复杂议题,学界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个体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社会中的国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支配和反对支配的竞技场"为逻辑起点,阐明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及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在"社会中的国家"的视角中,社会变革中的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协商、竞争或妥协的关系。尤其当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国际势力)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时,各项政策的最终实践很难成功地实现国家最初的政策目标。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竞技场域,同样具有分化和自主化的特征,这也往往削弱了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对于中国而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从国家治理视界认知社会治理

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以及二者关系的认知偏失亟需辨析廓清。文章对治理的内涵、范畴及其与管理、统治在性质上的区分进行论析,揭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证二者的客体皆不是民众,不是纳税人,而是国家公共生活和国民生存环境中相关的需要改善的社会建构或物质建构;如果把民众视为被治理者,不仅是历史观、政治观的大倒退,而且必然导致治理性质的改变和把矛头指向民众的恶果。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定位:首先,诊断社会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能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基本民生建设与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权力膨胀与公民权利萎缩等社会问题,既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其次,促进社会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本文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最终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群体情绪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社会一些发展性议题借助网络的传播往往容易形成公共事件,其根源在于社会深度转型过程所产生的群体成员构成的复杂化、个体自我认同的差异化以及社会整体心态的情绪化。公共事件借助新兴媒体传播方式催化了社会情绪的形成与扩散,由于阶层壁垒与流动失衡产生的部分群体不满情绪以公共事件为宣泄渠道,冲击网络秩序。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社会治理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参与作用,明确法制化的规范责任,形成统一化的价值共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省核电项目的调研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基于对列入《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论证工作的南阳、信阳、洛阳、平顶山四个城市和省内城市郑州、省外城市西安的调研,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邻避风险治理机制,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实现从"治理邻避"到"邻避治理"的转型。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应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增强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实现从项目规划到利益表达再到建设决策各环节无缝衔接;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应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邻避风险演化为极端化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应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优化决策流程,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权责明晰基础上的行政协调。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善治”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映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理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进一步梳理"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内涵,对社会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文章以"善治"为视角,指出在未来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到: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建设"善治"的政府、建设"善治"的社会、完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组织创新与租值社会化——“新常态”下杭州公共资源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常态"下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对高成本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而总地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以"租值"社会化来改善公共治理的思路。本文以浙江杭州依托本地资源推动组织建设作为案例,来分析公共资源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以在地化的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再定价的增量租金收益为基础,动员多元社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形成以社会再组织化为实质的组织创新,形成了多元社会主体有组织分享增量租值收益,以租值社会化形成良性公共治理机制,从而内部化处理了公共资源治理的外部性风险,借此推动了产业升级。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提升应急管理水平

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本文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总书记关于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针对现阶段我国必须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局势,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相互叠加、耦合和演化所形成"系统性风险"而产生的复合型影响。融合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构建大安全格局,突出应急管理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中必须加强的"四个治理"方面的工作内容,提出提高应急管理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的内容措施。从而更好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谱写好中国梦的和谐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论农村社会和谐善治的目标和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公共治理的和谐,农村社会转型、制度缺失、农民利益受到侵犯是农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加快实现农村公共管理的转型与创新,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和谐善治的有效途径,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社会治理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和实施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商品经济私人本性和社会本性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根源于人性中恶与善、理性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一运动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历经两个多世纪历史演变和社会治理不断创新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必然伴生物。这一运动的主旨在于通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缓和、缓解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大众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确保劳动者与大众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在扬弃着传统“经济人”假设、传统公司法理念和新自由主义,正在推进着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走上与人性相契合的现代民主法治道路。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社会治理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在企业劳资矛盾愈来愈突出的中国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社会治理的创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