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城市主体功能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协调机制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的利益群体错综复杂,公共事务管理协调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以往对其管理协调的任务主要是由上级政府设立的"管委会"承担。而管委会作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具备完整的政府职能,在管理协调实践中常常遇到法律地位、执行资格、协调权限等体制性的瓶颈,因此,要在多元化、开放性、全新的城市主体功能区实现科学发展,就绝不能局限在传统行政体制内去思考问题,必须以开放的理念和多元的取向去重塑公共事务管理的协调机制。由此看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视优质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同为管理协调的主体,让政府、企业、社区、中介以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协调中各展所长,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有序运转,形成合力,才是重塑城市主体功能区公共事务管理协调机制的必由之路。     

构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新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我国公共事务领域中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府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借鉴西方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构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即引入第三部门力量，实行“多元化治理”；加强政府宏观领导，实现“多主体合作”；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多层次竞争”。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

公共管理体系建构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公共管理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要界定其内涵就要先确定各自的相对条件和视角定位,把它们区别开来,再找出同一性,把它们统一起来;其次,根据公共事务的划分,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即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交叉联系;最后,建立横向公共管理类型体系,这样有利于促进国内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     

思维方式的演进与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演进是推动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因。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客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民主、自由的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客体—主体的思维方式,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封建专制的治理方式;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过度依赖科技理性的官僚制的治理方式;当代的主体—主体的思维方式,催生了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协商互动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力图在政治与行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改变政治与行政分离导致的政府价值取向的迷失;力图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主体—客体思维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必须加快思维方式的转变,在主体—主体思维方式所昭示的理念下,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事务

任何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首先确定一个最为基本的范畴作为其演绎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确立必须符合三条质的规定性:它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它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它与反应对象的历史起点相同。从公共事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发展的历史起点相同。从公共事务的属性来看,公共事务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反映了公共管理的"公共"本质属性,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相一致。同时,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可以独立存在,是公共管理一切矛盾的"胚芽"。公共事务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确立的三条规定性,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

本文对国际公共事务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主要特点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进行了以实际材料为根据的论述和分析;对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学的含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主要研究内容作了初步的探讨;对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全球政治学、国际管理学、外交学、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区别,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区域公共事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和紧迫,以往由一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力不从心,必须倚赖多个地方政府的联合治理,如跨行政区的环境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突发性公共问题的处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地方治理等。我国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合作已经起步,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建构与健全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协调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公众参与

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既包括政党、人大、政府和政协等政治组织．也包括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公众。其中公众既指公民个人．也指其他法人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商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政治事务，而且涵盖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等其他事务。在协商民主中，公众主要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协商民主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对于促进公共利益，化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在提升

通过奥运,我们最大的收获或许是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缺点与不足,特别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不足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在申办成功之初的想象。对中国政府而言,北京奥运会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考,考验着公共事务管理与应对能力。奥运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能力的考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电子政务与政治效能感——基于政府透明度与公共事务参与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新时期具有现实意义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政治效能感是社会个体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基础。本文从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事务参与的视角考察电子政务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2451份城乡居民的有效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电子政务、政府透明度、公共事务参与和政治效能感四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事务参与在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其中,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无直接影响效应,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增加社会公众政府透明度感知发生影响的。为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应重视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宣传,提升政府透明度,促进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     

网络治理:21世纪公共管理发展的新战略

网络治理是适应公共管理生态环境变迁要求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公共治理的新框架和新途径,网络治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运行逻辑.网络治理因其创新性,对21世纪公共事务的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一

产生并服务于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的公共管理,促进了行政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变化.这种转变,既丰富了行政科学研究的视野与研究方法,也带来了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社会资源和发展前景.本文拟对公共管理的由来、特性及其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进行学理意义上的简要梳理和归纳.     

对公共事务概念主流观点的商榷——兼论需求溢出理论的双层公共事务观

受西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影响,中国学界关于公共事务概念的主流观点是共需说+行为说。与之不同的是,需求溢出理论把公共事务的逻辑起点前移至公共管理所要解决的个人需求上——认为溢出于其本人和私组织的个人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就是公共管理所应解决或处理的公共事务,即原初公共事务或价值性公共事务;同时,为解决原初公共事务所派生出来的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问题也是公共管理所应解决或处理的公共事务,即派生性公共事务或工具性公共事务。由此形成需求溢出理论的双层公共事务观:一层是原初公共事务或价值性公共事务,另一层是派生性公共事务或工具性公共事务。对于价值性公共事务而言,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之间的分界线、适度需求与不属于公共事务的奢侈需求之间的分界线,因时代、国家或民族而有所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共资源的承载力和风俗文化所塑造的需求偏好。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正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首要步骤。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需求溢出理论与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构建

需求溢出理论的提出,意在弥补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薄弱的问题,尤其是弥补当前公共管理的流行理论在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的不足。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即为需求溢出,个人的需求溢出生成社会的公共事务,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使命;当合法的个人需求之间发生冲突,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因而需要由公共权力来维护的一方的需求溢出,即为公共利益。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以个人的需求溢出为标尺,对政府的职能定位提出了比其他理论更为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因而更宜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     

公共政策中公众消极参与现象探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手段,它的广泛性、权威性能有效地解决和协调各种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政策是对整个社会从事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它的制定和实施都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公众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同时也     

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自律意识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调整是否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组织和职员以及公共服务和职员的行业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其在承担公共事务时，必须符合行业及职业道德规范，自律是行业发展之本。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界定分析，剖析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现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培养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