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理顺群众情绪的工作

“企业即人”，这是西方企业管理的一句名言，它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想。中国古代也早有类似的哲理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得民心之所和乐也”，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并不是漠然无动于衷地来认识事物或操作事物，相反，他在认识或操作事物的过程中，总会体验到自我对于这些事物持有一定的态度。这种体验就叫做情感或情绪，往往表现为肯定或否定对立的两极性。改革是群众性的事业，广大群众对改革的支持与程度决定着企业改革的成败。因此，群众的情绪如何，精神状态怎样，直接影响着企业改革和发展。…     

儒家人文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精神来源 ,它与体现经济民主的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 ,成就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是我国企业管理改进的方向。     

悟“空”

禅宗修身,以悟“空”为本。所谓“空”,就是禅学认为,一切现象都有因和缘,事物本身并不具有常住不变的个体,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照这种说法,面对某一事物,在理念上把它化没了,就算是得悟了。只有悟“空”,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如何悟“空”,我不懂,但记住了一个故事,它做了形象的说明。 五祖弘忍和尚年高,考虑后     

论价值认识

价值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要问题,从主体——客体分化起,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便开始了实践认识活动.认识,一是认识客体,二是认识主体自身.就其性质区分,认识客体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认识主体自身的利益关系属于“价值认识”的范畴.本文拟以主体——客体关系结构为轴心,揭示价值认识的含义及其与科学认识的内在统一,以期阐明将价值理论研究纳入认识论研究的意义.一、价值认识的含义及其特征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处于同其它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中,事物的本质呈现于关系中,关系就是本质.以实践关系为主要中介活动的主体——客体结构呈现出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事物的多方面本质,诸如实践的本质,认识的本质,真理的本质,价值的本质,人与自然矛盾的本质等.它们既有互相区别的属性,又具有在实践基础上内在统一的属性,因此在主体——客体复杂关系结构中,抽取出任何一种关系,必然要涉及到其它关系,但毕竟每一种关系又都拥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价值关系或日价值的本质既然蕴含于主体——客体关系结构中,就理当由此结构加以界定.经典作家正是从这方面来阐释价值本质的.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共产主义之历史目的论”的破除

在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阐释中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所预设的、虚无缥缈的历史终极目的。这是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误读,因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历史目的,而是追求人类解放的“理念”与变革现存社会的“运动”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和现实展开,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以现实的实践创造为发展进路、以人民本位为价值旨归破除了共产主义的历史目的论谬误。中国式现代化破除“共产主义之历史目的论”的价值意蕴在于实现了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的同频共振,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赋能增效。     

"唯一者的人"该死了与"有个性的人"要活着--与后现代人文精神对话

福科宣布 :人死了。这不是既定事实之判断 ,而是应然价值之判断 ,说的是唯一者的人该死了。关于福科的“该死的人” ,作为一种后现代人文精神 ,从西方传到国内 ,惊讶之余该是沉静的反思。信息时代活蹦乱跳的人怎么就该死了 ?但这“人死了”恰恰就是“后现代”主流话语中的最核心的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和“主义” ,它大体是西方思想家反思现代资本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信息浪潮所存在的林林总总的问题而播撒下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创意 ,如果说有统一之处那就是对“现代”的反思和超越 ,其主流性话语则是反人类…     

靠德治支撑企业大厦

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约之以法”、“导之以德”的治企之道,换句话说也就是“制约”与“倡导”。一般说来,“制约”是硬约束,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倡导”则是软约束,具有     

法律与自由

第一,法律反映自由。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意志不是“自由意志”或“任何意志”。它是由统治阶级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扶持和保护对其有利的事物和现象,排斥和打击对其不利的事物和现象。马克思指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它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也就是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站在维护其利益的立场上认识和利用必然,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们的行为制定的规范。自由也不是一种任性,也是被认识和被利用的必然,所以法律所作出的规定必然包含着自由。所以,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     

儒道互补中的理论困难与价值冲突

孔子通过“摄礼归义”,进而“摄礼归仁”,将作为秩序的“礼”安置在人的价值自觉之上,其价值方向是肯定“德性我”,孟子继孔子之后将儒学发扬光大。道家学说的基础是形上学,即“道”论,“道”为宇宙根源,其根源性内涵包括：自本、周遍、主宰性、超越性。道家的价值方向是肯定“情意我／生命我”。儒道互补发生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以道补儒是以道家的形上学补儒家的心性论,其理论困难在于以“道”解释价值根源要么使价值问题不能产生,要么损害“道”之特性。以儒补道则需以离开道家的理论基点为前提,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价值冲突。     

学习兴趣错位堪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干部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学习的兴趣也产生了错位。 不学学术学“官术”。有的干部既不学理论，又不学业务。虽然参加了自修、函授等学习，但他们看重的是文凭。吓参加听课，不阅读教材，不做作业，考试请人代考，凭借权力、金钱，把文凭搞到手。对于“为官之道”、“升官秘诀”却情有独钟。他们潜心钻研《升官术》、《厚黑学》，对书中宣传的腐朽思想和一为官之道”不是予以批判和抵制，而是以“经验”待之，刻意进行模仿。学的结果是，在工作中把主要精力用于拉关系，走路子、跑官要…     

信靠科学管理 建设精神文明

企业纳入现代化管理轨道之后,怎样当好党委书记?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指示,使人茅塞顿开。在物质文明建设中我们依靠科学管理,创优质产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为什么就不能树立一个“全面科学管理工程”观念!因此,我们提出“以精神文明之花催结物质文明之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不仅不是标新立异,相反,而是顺应改革潮流,适应现代化管理大势,当一个“改革书记”之所需。一、思想信息的追踪立足基层企业,怎样才能当好“改革书记”?     

“自为”人性论与规范化管理——韩非管理哲学探析

人性假设与管理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的,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他以“自为”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以“势”为基础的以法治民、以术治吏的管理之道.韩非的这种管理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管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管理,是互为补充的.     

浅析互动教学的三种境界

互动教学法是在目前各类教育中备受推崇和重视的一种教学方式。以"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三种境界为喻,引导学员随着认识的发展,对事物的看法发生由表面到本质的变化。互动教学的三个境界,实际上就是要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在学习实践、互动启发中完成对事物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肯定)的认识过程。     

省长借“箭”

“新闻批评往往看问题比较尖锐,揭示矛盾深刻,正好帮助我们从深层次上认识事物,处理矛盾。所以,我喜欢借舆论之矢,射工作之的。”辽宁省省长岳岐峰态度明确地欢迎新闻批评。他借新闻批评之力推动实际工作的事很多,有几件事留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1991年8月24日,《经济参考报》一版的大篇幅报道《金牌不是名牌》批评了辽宁“重金牌,轻市场”     

现代本体论:指向活的生活之根

20世纪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拒斥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是重新估价本体论 ,而不应是否弃本体论。生活以其应然性使人区别于动物 ,哲学本体论则在于为生活的“应该”寻求前提性根据———寻求生活之根。在追寻“应该”之“前提性根据”的意义上 ,本体论是必要的。“本体”在传统哲学中意味着亘古不变的永恒、现象背后的本质、脱凡离俗的神圣 ,这样的本体作为主观设定的生活之根是“死”的。对于现代哲学而言 ,永恒、本真、神圣都在生活世界中 ,生活世界作为永恒 ,不是永固 ,作为本真 ,不是“本质” ,作为神圣 ,不是超俗 ,它是“活”的。生活世界由此成为现代哲学承诺的活的本体     

黑格尔并没有提出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认识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方法

如何认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的探讨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要充分,合理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又往往必须首先正确认识黑格尔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方法。对于这个方法,我国的学术界一直把它解释为关于事物的辩证发展或“一切从低级到高级过程”的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并认为,以三段式“猜测到”这一“普遍规律”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合理内核”(见《辞海》缩印本80年第一版。第19页;《哲学辞典》83年第一版,第32页)。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大误解,如果在此基础上研究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辩证法,则必然要在黑格尔的哲学大厦中误入迷途。因此本文谈点浅见,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方法并不是对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猜则。     

生成·变奏·重构：网络亚文化嬗进探微

网络亚文化是高弹性网络场域中生成的一个个现象级文化景观，具有动态流变性、价值多元性、虚实变换性等个性特质。网络亚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使原本难以衡量的文化资本通过“流量”变现实现了价值转化。其中，资本变现是网络亚文化价值转向的驱动力，正向赋能是网络亚文化价值转向的整饬力。为应对网络亚文化精神迷失、消费混乱、边界缺失等问题和隐忧，亟须从人文互化、刚柔施策、发展指向等实践向度上综合矫治，以推进网络亚文化精神重塑、消费正向、生态净化、高质量发展，着力营造积极健康、崇善向上的网络文化。     

“公共利益”两大精神基础：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历来困扰着政治学界与公共管理实务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一味地寻求一个能够得到公认的、静态的、普适的“公共利益”概念，将难免陷入“公共利益迷局”之误区。但是，通过描述“公共利益”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公共行政实践中寻求公共利益之价值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可以开辟出一条认识“公共利益”的新路。对于公共行政人员来说，培养起公共精神是做好公共事务的基本要求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个代表”与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新认识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当前,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十分热烈。但从许多讨论文章来看,虽然观点纷呈,但似乎并未超出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出现过的那场热烈的讨论。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的形势下,关键是要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更开阔的眼界、更宽广的视野、更包容的理念来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