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审判方法研讨会》在京举行 上海长宁“要件审判九步法”受关注

2010年11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人民法院报社、法律出版社联合举办《民商事审判方法研讨会》在京举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邹碧华结合基础法院法官办案实践探索总结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受到了与会法官、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     

法律推理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

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和丰富法律推理这一课题,对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做好新形势下司法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行要件审判九步法的调查报告

司法目标的实现以及司法效果的提升,必须落实到相应的司法方法层面。方法的不正确、不科学不仅会导致司法程序在不知不觉间偏离能动的轨道,亦与为民的方向相悖,其后果无异于缘木而求鱼,南辕而北辙。对于具体行使司法权的每个法官来说,理论要求固然必不可少,而审判行为涉及的方式、方法与技术本身亦是司法方法应关注的重点。     

萨达姆审判中的法律问题解析

对萨达姆的审判及其绞刑判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依据当前国内外媒体,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媒体的报道,从法律的视角,对萨达姆的身份、审判萨达姆法院的合法性、法院实体管辖权与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最终得出了萨达姆的死刑判决是个象征的观点。     

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

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条件,并不违反刑法明确性原则.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其情节只能是客观方面的情节,而不包含主观方面的内容.情节严重需要行为人认识,对其认识错误是事实认识错误,应采用法定符合说处理.情节严重并非客观处罚条件,在司法适用中要尽量减少不明确的解释,并综合各方面因素来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要件审判九步法及其基本价值

一、要件审判九步法的背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案件检查中发现,超审限未结民商事案件除送达不能等客观原因外,还存在着一些主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不固定:一是诉讼请求不固定导致审判效率低下。二是法律条文不固定导致审判思路无法固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不能确定,自然法律推理的正确性自然亦无从判断。三是证据材料不固定导致鉴定时间冗长。     

要件审判九步法 邹碧华的审判经

2010年2月,时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应约为《中国审判》"我办一案"栏目撰写《"要件审判九步法"解析》一文;同年9月,法律出版社出版其著作《要件审判九步法》;2011年他在《人民司法》发表《要件审判九步法及其基本价值》,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在《法制日报》上撰文指出,"要件审判九步法"化繁为简,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纷繁过程创造性地分解为九个环节,环环紧扣,层层递进,使裁判的形成过程不仅成为一门科学,更成为一种艺术。     

对“试婚”及其法律问题的解析

虽然试婚作为一种婚恋形式,越来越为社会民众所接受,但我国的《婚姻法》却并未涉及该内容。在未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对此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充分运用现有之相关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地方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发展机理研究

近20年来,法律解释已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随着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不断显现,作为我国法律解释重要组成部分的审判解释〔1〕备受社会瞩目,学者直接以审判解释为切入点的学术探讨,也屡见不鲜。〔2〕然而,时至今日对审判解释的研究,主要是以严格意义上〔3〕审判解释概念所预设的视阀出发,囿于最高法院为主体的范围之内。然而,客观考察和研究审判解释现     

论司法审判能力对法律局限性的矫正与弥补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因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无与伦比的技术可操作性而成为最佳的社会关系调整器,但法律在创制、运作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等方面,也存在着固有的内在局限。要使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得以良性运作,需要法官以独有的法律思维、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等司法审判能力矫正和弥补法律的局限性,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效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内在功能。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评介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实行"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刑事诉讼新制,引入认罪协商、交互诘问等制度,但新制却加剧了固有的审级功能不分造成的诉讼低效。2010年9月1日生效的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旨在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迅速审判,但其牺牲当事人利益换取诉讼效率的治标式立法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刑事妥速审判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拖延的问题,其立法成就与缺陷留给大陆诸多启示。我国大陆应在刑事诉讼中重视保障被告人的期间利益,确立诉讼迅速原则,并取消以审限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的规定。     

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价值判断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能否满足主体需要以及满足程度所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认识活动。价值判断结果依判断主体的特点而转移,结果是否正确,取决于判断主体自身的相关智识、素养、立场、世界观,特别是价值观的制约。因此,价值判断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一般来说,价值判断的结论不会是唯一的,但这并不排除价值判断有正误之分。衡量价值判断正误的标准     

“四要件论”——质疑犯罪标准引论

20世纪50年代引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后,缺陷凸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司法实践的要求,难以提供犯罪标准.依犯罪标准为目标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坚持法定性和实践性原则,在科学地解释刑法中对犯罪的全部规定基础上,建立符合刑事司法实践内在逻辑、逐级深化的开放式立体体系.重构犯罪标准理论体系,对于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解决原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的缺陷,满足司法人员定罪需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媒体审判”的防治

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外相关法例的比较考察,立足于我国的法治实践,分析了媒体审判与树立司法权威的关系,并且指出:对于确保司法公正来说,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两者的界限使得彼此能够尽可能的和谐共存,并由此对界限之内的新闻自由予以更加有力的保护,对超出界限之外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加以有效防治。在合理界定媒体自由报道和评论司法的界限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种关系的平衡:其一是维系司法权威的成本与收益和保障新闻自由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其二是新闻自由权利与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其三是国情与公理的平衡。     

行政审判中的地方立法——逡巡于“不予适用”与“适用”之间

作为中国国家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先行功能。在行政审判中如何对待地方立法,反映了该国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机关间的关系,同时也可部分印证该地方立法的实效性。进而,考察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地方立法的缘由,并探讨法院在具体裁判过程中的相关考量因素,这将为如何形成互动的司法、立法、行政体系提供启示。     

司法公正与“舆情审判”

近些年来，许多媒体热衷于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一些媒体在报道时丝毫不顾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情感是否足以造成公众误解。例如把检方的指控当作实际发生的情况，大量使用煽情或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形成了所谓的“舆情审判”。     

从诉讼调解到“消失中的审判”

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MarcGalanter教授从1980年代到2002年的三篇实证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和经验性资料对这一时期美国民事审判的动态发展做出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其研究和分析表明,在案件管理的背景下,和解和调解越来越受到法官的认同,并带来了司法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司法逐步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中,以致审判结案率和诉讼率整体持续下降,诉讼在当代法治和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开始降低。由此,有关诉讼爆炸的神话、传统的对抗性诉讼程序及其价值受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司法改革及功能转变的契机。当前,这种发展本身并未终结,也不意味着审判的消失将成为一种普适性规律,但这一历程以及格兰特教授的研究方法,无疑能对我国法律界有关司法、诉讼和调解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进一步深化审判管理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审判管理既是与审判实践相伴而生的老话题,又是理论基础和实践创新仍显薄弱的新课题。201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全国大法官审判管理专题研讨班以来,各地法院的审判管理从组织机构到工作职能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2010年11月和201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江苏南通和贵州贵阳召开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座谈会,王胜俊院长继南通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审判管理‘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审判执行工作     

“三思而后行”与司法审判

《论语》中有“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日‘再，斯可亦”’。这就是成语“三思而后行”的典故出处。在日常的生活中，经过后世的运用、阐述，三思而后行的具体意思变成了做事情之前要经过仔细、全面的考虑后，再去采取具体的行动。其意思成了鼓励人们去多思考．以至于进行整体、全面的考虑。而在《论语》的该出处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真正“三思而后行”的人是季文子。针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这种做法，孔子的原话是“再，斯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