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改革之路:社会改革基础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改革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并成为整个改革的基础.具体说,社会改革包括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调整"与社会正义是社会改革的核心价值;落实社会权利是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社会改革成败的制度基础.     

探寻社会生活组织化之道——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一种解读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中国改革道路反映了三种组织化机制的变动轨迹.中国改革发端于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在经历了政府有限化、市场回归和社会的生产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公共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基本逻辑.     

从决策体制入手推进政府改革

优化政府效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基础 ,因而也就成为保证政府效能的关键所在。从决策体制入手除旧布新 ,可以带动政府改革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本文阐述了以决策体制改革作为政府改革突破口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背景 ,提出了决策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 ,并对如何推进决策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提出了对策建议。     

经济转型依赖于第二次改革

“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这就把改革摆在了推动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具有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客观动力源的间接性，即此项改革是通过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来体现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作用的，这种动力作用对机构改革是间接的；二是改革本身的“自我”性，或称政府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自我革命，是指向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及领导方式的改革，与政府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三是改革的时段性，即不象也无必要象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不间断持续推进，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针对现存突出的问题集中一段时间…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机构改革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权力转移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构成对现行政府职能和权力运行的挑战。政府机构改革成为经济改革攻坚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其实质是要解决好政府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转移问题，以适应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本文从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协调、相同一，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要适应社会主体的发育和发展，加强对社会发展的协调和服务；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中，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立足增强多方活力

<正>国务院国资委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放在增强活力方面,通过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增资扩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一、激发政府"放"的活力回顾改革历程,不论是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题都是权力下放,都是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和从政府向社会转移的过程,也就是纵向的政府间分权和横向的政府向社会分权。权力下放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内核,也是简政放权的题中应有之意。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中央行政权力下放的进程。早在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改革的民生指向

倍受关注的大部制改革随着两会的召开,终于拉开了大幕。这次政府体制改革的突出亮点是,强化社会服务职能,彰显民生。这不仅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改革进程遇到三大难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除了农村问题外，当前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转换政府职能拖了太久。转换政府职能已拖了太久时间，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政府应该是社会管理者，为公共服务，如果政府老是包办代替，那么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二是行业垄断的存在。行业垄断的存在会造成一系列问题，譬如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和行业垄断是矛盾的。因为。行业垄断有着高额利润，便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此外，行业垄断对资源、价格的控制，使得它也就没必要去节约资源，因为价格都是它定的。所以当前要打破行业垄断。三是包括企业机制和科研机制在内的自主创新体制还需要改革。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机构改革的限度及原因分析

中国机构改革存在三个限度:在内容设计层面,是任务型而非结构型改革,表现为选择性完成阶段性工作;在改革工具层面,是精简型而非调适型改革,表现为对量化工具的过度偏好;在驱动机制层面,是计划型而非回应型改革,表现为作为改革符号的周期性呈现。存在限度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目标的"三重替代",包括体制改革对国家制度建设的替代、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替代以及机构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替代。在替代逻辑下,机构改革不仅承担了政府改革的意义,也承担了国家建设的意义,不仅承担了政府改革的难题,也承担了国家建设的难题。突破机构改革限度,前提是立足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推动国家制度建设,推动机构改革从"精简化"转向"理性化"。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控制,行政规制和行政审批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问责,行政机构臃肿,致使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政府效能持续低下,迫切需要进行政府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政府市场化改革需要多管齐下、协同推进,即内部外部共同运转,实现政府市场化运行;建立全息化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互动,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的三次机构改革

八十年代以来的三次机构改革左然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一是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５年的机构改革，二是１９８８年中央机构改革，三是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５年的机构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１９８２年的机构改革１９８１年底，国务院共设有...     

政府转型：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它领域的制约。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来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和民主的政府，提高政府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和公共事务的能力。     

德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启示

德国政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对国有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因其力度大、成效显著而令世人瞩目。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政府希望通过对国企的改革摆脱因维持大量低效或无效的国企而使财政陷入困境的状况。德国国有企业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后的德国企业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以私人垄断所有制为主;组织形式以股份制为主;生产资金以银行借贷为主;经营决策由企业自己作主且职工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德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政府分级所有;政府分类管理;政府参与控股;大胆运用托管经营方式;职工参与管理;建立监督体系。深入探讨和研究德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内容对正处在加入WTO后新形势下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推进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权力和优化流程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在行政审批涉及的多层权力关系这一本质层面,从政府治理权力结构角度,深入剖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主要问题的关键症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部门之间权力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权力结构,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为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的发展与创新活力提供重要基础。     

县政改革:进路与交点

省直管县、复合行政和县级政权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有关县政改革的三种不同方案。从权力合理配置的视角观察,三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县域管理的制度要件。通过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实现省与县(市)之间的分权制度化,在强化县级政府行政实体地位的同时,为政府向市场、向社会分权找到了阻力最小的政治和行政单位。复合行政以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间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区域性公共事务,拓展了县域管理的制度空间,是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有益补充。县级政权民主政治建设在县域政治的层面为省直管县和复合行政的管理创新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