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粮食上高估产、高征购加上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的浪费，再加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荒很快威胁着中国。在严重困难时期，陈云力谏从国外进口粮食，为度过粮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

1960年是三年"大跃进"时期粮食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国家竭尽全力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粮食,甚至迫不得已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但饥饿、逃荒、浮肿病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呈增加趋势。就在这个关口,陈云果断提出粮食进口的建议。这在当时是许多人不敢想的。因为中国自建国后每年都出口粮食,并早已宣布中国已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说把全世界的人口都集中起来中国也能养活。那么陈云的建议提出后中央其他领导是何反应?结果又如何呢?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号召,再度被刷写到了墙上/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定量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孩子们都跟着吃大灶的叔叔、阿姨们,＂享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新鲜食品     

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率先垂范,带头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家里,他很少吃肉,带头吃薯干和其它杂粮,他有时找人谈工作,常常谈到凌晨。由于当时取消了夜餐,即便是饿了,也只能忍着。这时候,邓颖超就会送来一些点心、糖果给他们吃。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增量发明

1959年至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应对粮食危机．除降低城乡人民口粮标准外,还大搞瓜菜代（代即代食品）外,发明了种类繁多的“粮食增量法”,召开“吃饭大会”。这些都成为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增量发明

正1959年至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应对粮食危机,除降低城乡人民口粮标准外,还大搞瓜菜代(代即代食品)外,发明了种类繁多的"粮食增量法",召开"吃饭大会"。这些都成为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大搞"代食品"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日益严重,粮食产量大幅度下跌。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1959年庐山会议我上了山

邓颖超邀我上山写材料笔者：“大跃进”时期妇女及各行各业劳动竞赛留香历史,但“浮夸风”无疑是众矢之的。“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有人说是“上有所好”影响的。朱旦华：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反对假大空。但1958年宣传战线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假数字不少。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说一个具体事例,你们研究者再举一反三吧。     

三年困难时期生产自救工作的历史考察

在三年困难时期,主要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连年大幅减产.党和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起来生产自救.在农村,主要是抗击自然灾害、恢复农业生产、开展副业生产、进行余缺调剂等;在城镇,主要是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农副业生产等.生产自救工作对于渡过灾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在我三年困难时期＂逼债＂了吗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中国出现饥荒后,同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联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     

从“土洋并举”到“以土为主”——“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方法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梦寐以求的理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把技术革命确定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技术革命由此成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工具。     

“孤岛”时期沪市的粮食危机及其原因

受战争环境影响,整个"孤岛"时期沪市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抢米风潮,以往学术界多将沪市民食危机归结为日军在主要产米区的掠夺和封锁。本文将在分析整个"孤岛"时期的特殊背景下,结合当时沪市粮食流通及价格波动等因素,更加全面地探求沪市粮食危机的原因所在。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研究综述

一、研究成果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当时仅仅是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子目进行研究的,真正将农村公共食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事。20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     

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正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     

我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我在首都商业系统干了几十年,如今已退休颐养天年。然而,回想起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心中不免感慨。50多年前,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商品匮乏,市场紧张,人们陷入了饥饿的窘境。那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对许多商品实行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     

“十二五”时期黑龙江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建设"全国大粮仓"和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再夺大丰收,为中国粮食总产增加、稳定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探讨黑龙江省农业发展,对中国未来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     

揭秘延安时期的服装风格

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易下垂接长。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     

三年困难时期党对京西矿区的关怀

正1959年至1961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如何保证煤炭生产的稳定发展,调动煤矿工人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京西矿区是首都的煤炭生产基地,北京市委、市政府对矿区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彭真同志亲自到京西矿区调查1961年2月18日,刚过春节,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驱车50多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到矿后,他马上步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为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人生来为打仗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成长在“十年动乱”年代,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当了知青小组组长,挑水做饭养牲口,犁地种麦摘棉花,啥活儿都干过。艰苦岁月过早地磨砺了我坚韧不拔、奋进不止的意志品格,也馈赠了我忠厚友善、朴实豁达的秉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