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决定价值的惟一尺度－－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商榷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在《人民日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７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以下简称何文）的文章，以简捷、明快的风格，对千年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作了概述，但在文末何教授“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已悄然问世”为题，从不同角度简要描述其主要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时间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的论断，继而疾呼，“刚刚开始的‘高科技革命’，就不仅是要对过去１０００年的发展作出总结，也是要与以往的整个历史辑别，以便踏上新的征程”。…     

论九七后的港台关系

九七后的港台关系，在性质上已迥异于九七以前。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时，有同大陆其他地区相同或相通的一面，且称之为“共同性”。不过，由于香港是一个由港人高度自治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不同于大陆其他地区，所以港台关系又有别于两岸关系的一般情况，而具有“特殊性”。北京和台北都注意到了这种特殊性，并且都小心翼翼地把相关决策的基础建立在对这种特殊性的认定之上。故北京不是把港台关系简单地定位为“两岸关系的一部分”，而是将其定位为“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台北也把香港称作“有…     

正名

日落苍山的黄昏，我端坐在书桌前，翻看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问名》：“日升月沉，许多年后，在中国，开始出现一名叫仲尼的人，他固执地要求‘正名’，他几乎有点迂，但他似乎预知，‘自由’跟‘放纵’，‘爱情’和‘色欲’，‘人权’和‘暴力’是如何相似又相反的东西...     

也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

读了《前线》杂志2000年第3期桂青山教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一文，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不揣冒昧，也来谈谈文化的“挽救”与“振兴”。不妥之处，望得到桂教授及广大读者的教正。桂教授的文章开头说：“时下不少‘挽救’之论。诸如‘挽救古迹’、‘挽救文物’、‘挽救传统小吃’、‘挽救濒临灭绝的动物’、‘挽救某种即将失传的艺术（或学问）’、以及‘挽救京剧’、‘挽救昆曲’…··噶之，可称为一种‘挽救运动战‘挽救文化’。”佳教授下段接着说：“或许，其中某项挽救，并非绝无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对弥漫在…     

廖信忠：两岸民间文化的“搬运工”

60多年来，两岸因为台湾海峡的地理距离和政治文化因素，双方难免会有对彼此的误解、好奇。台湾作家廖信忠就是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的“中介商”、“搬运工”，他在《我们台湾那些年》一书中，用通俗轻松的大白话，向大陆民众讲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讲台湾几十年来的剧变。     

知“道”其实也不易

一 有一个叫“知道分子”的称谓开始时髦，连不少著名的文化人也跟着这样说。例如，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日前做客央视《小崔说事》时就说，“现在有的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因为“别人和他说的事，他全知道。但他缺的是见识”。     

“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

一、“一国两制”方针对澳门的适用性“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对“一国两制”的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阐明了“一国两制”的三个基本点:第一,“一国两制”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第二,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在大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求同存异”：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核心

2007年6月9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成功大学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以“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为题发表的演讲中说到，“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她认为，“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欢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     

有畏有无畏

季羡林先生在谈人生的系列随笔中，有一篇短文叫《有为有不为》。文章开宗明义：“‘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紧接着指出：“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     

破除“官本位”意识 做人民的好公仆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为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指明了方向。对于我们     

“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向全国传播，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柳词抒情风格散论

蔡小石在《拜时词序》中说:“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刘熙载也说:“词家要先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言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艺概》)这“情”,就是诗词中的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柳永生性浪漫,风雅不羁,是位不折不扣的情感式词人。他倾毕生所有的忧思、愁绪、爱情于词中,形成了独特的抒情风格。     

“跟跑”与“领跑”

一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许多人看得热泪盈眶，激情飞扬!一位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老科学家感慨地说：“‘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与发达国家‘齐跑’的跨越。我们还要不懈努力，争取在更多的领域进入‘领跑’的行列，     

“跟跑”与“领跑”

一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许多人看得热泪盈眶，激情飞扬!一位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老科学家感慨地说：“‘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到与发达国家‘齐跑’的跨越。我们还要不懈努力，争取在更多的领域进入‘领跑’的行列，     

呼唤“优秀读者”

最近,笔者先后在《前线》上发表了＂呼唤‘伟大作家’＂、＂呼唤‘伟大作品’＂两篇短文,旨在期盼文化大发展的一派繁荣景象。关于作家、作品已写了,接下来准备写读者,却有些犯难。给作家、作品冠以＂伟大＂称谓,说得通,也好定性。可用＂伟大＂来形容众多读者,便说不通,亦不好判断。思来想去,有意罢笔。可一转念,觉得写了前两者,不写后者,似有缺憾,便决意为之。绞尽一番脑汁后,以为用＂优秀＂二字替换＂伟大＂一词,问题便迎刃而解。事实上也如此,同样是读者,但层次有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般读者和优秀读者。     

“一国两制”与在内地“造几个香港”

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亲自指导用这一构想先后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于1988年6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这一大胆。新颖的设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对于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与研究。一、“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设想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

半个多世纪前，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发行后，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还编入了中小学课本并拍成了电影。然而，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却鲜为人知。一次，高玉宝与笔者闲聊时，讲述了他的“战士作家”来历。     

吴仁宝说“富脑袋”

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7版，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做《吴仁宝求是》。文章中提到吴仁宝的远见卓识：“华西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地创高产出，人创高素质。”“口袋富”，“脑袋穷”的“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归后的香港定能保持繁荣稳定

李鹏总理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相信，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在600多万香港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一定能够成功，香港一定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稳定，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这不仅是一种愿望，而且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冷静观察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实实在在根据的。（一）我国政府对香港采取了正确、坚定的政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对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建国之初，我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     

沈从文卖字援助青年作家

1947年9月,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刊出一则其主编沈从文的启事:"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