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历史考察

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也是政党的固有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巩固和建设新兴的国家政权,在短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国家通过借鉴民主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根据情势变化制定正确的动员目标、方针和策略,动员广大民众发展经济恢复生产。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理念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助实践内容丰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救助史上有着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对弱势群体成因、救助途径、社会救助中主客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等的认识独树一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从广义上定义了社会救助的范畴,精辟地把握了社会救助的原则和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其社会救助实践中采取的诸种措施,为今天的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抗震救灾中的社会动员及灾后民生重建

汶川抗震救灾中社会动员形成了党政军系统的命令式动员和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式动员两种有效的运作方式。巨灾救助中社会动员推进了社会凝聚。在灾后民生重建中仍要以社会动员为动力，重组人们的心灵秩序，提高社区的救助和保障功能，提高民族精神振兴的能量与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动员的历史演进与效应分析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经历了不同过程。选择和采取任何一种动员模式，都与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社会条件以及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等因素密切关联。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承接和角色递进的演变趋势，同时，在某一个时期也会出现几种动员模式同时并存、各司其职的格局。尽管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模式在整合民众、推动社会发展上都发挥了应有的历史功效。     

建国以来社会动员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社会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社会动员虽然不再是执政方式，但仍然作为执政党的固有职能体现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建国以来社会动员基本要素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工作的主要理念、类型和特点

探寻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是发展社会工作学科、创新社会工作理论、完善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渠道,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也有助于为完善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历史方案"。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社会工作的萌芽阶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民生思想,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工作历史是创新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必要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民政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等领域剖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工作的主要理念和特点,对于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是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价值选择及现实意义

建立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既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潮流,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司法工作的一个重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被害恢复、有效防止新的加害、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利开展、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样态,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博弈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创造性地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机制。其中,解放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基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原则。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机制,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社会救助法制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救助经历了多年的运行,其法律制度的架构已经确立,法制建设有了宪法依据,立法也已开始启动.但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制依然存在立法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适用范围狭窄、实施机制薄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树立现代社会救助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救助法、采取专门立法模式、强化法律实施机制,是加快和完善社会救助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     

社会情感风险调控与社会和谐

“社会情感风险”概念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范畴,指的是由社会情感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到社会和谐的不确定性。判断情感风险的性质,必须以它给社会造成的功能性影响为客观依据。社会情感风险具有普遍性、不定性、传染性以及影响的深远性。社会和谐因素的缺失是社会情感风险的根源所在,社会情感风险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变量。对社会情感风险的调控,要以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建构和公民的情感素质教育为重点,同时有必要借助一般风险管理的方法技术。     

毛泽东社会公正观与新中国社会整合

毛泽东倡导起点公正,强调人民在基本权利上的平等,使新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形成了高度的价值认同;毛泽东主张实现规则公正,将社会公正理念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了新中国完成高度的社会整合;毛泽东注重结果公正,强调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不仅达到了对有限物质资源的统一集中的分配与使用,而且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实现了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社会资本:社会资源还是社会结构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对于其概念本质的理解尚存在一些有待于澄清的问题,其中尤其是关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质的界定.社会资本究竟是一种社会资源,还是社会结构?这一问题影响到有关研究的进展.从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论述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意见,即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考察

本文着眼于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问题、地位不一致问题、阶层意识问题,以及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分层状况对于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影响,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太可能酿成大规模、整体性的社会抗争运动,但是局部的、以具体问题和诉求为目标的社会抗争事件则将不断零星出现,一些社会成员个体性的社会越轨行为也将继续增长.     

试析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渊源与挑战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被提上议事日程,源于建国以来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既有其理论必然性,又有其实践紧迫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普惠型社会福利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适度普惠＂社会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正从＂补缺型＂转向＂普惠型＂。社会救助权利化趋势要求转变传统理念;社会救助全面化趋势要求以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拓展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专业化趋势要求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因此,要以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为导向,积极培育有利于普惠型社会救助发展的理念;要以受益的普遍性为导向,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扩大覆盖面;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保障。     

关于社会监督的几点思考

党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要"切实加强社会监督".对此,从这种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地位和作用、对策和思路等三方面进行思考,必须准确回答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思考社会监督的主客体,解决的是谁来监督和监督谁的问题,即社会监督的主体是社会,而政党、国家(政府)则是社会监督的客体;二是思考社会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回答的是为什么监督的问题,相对于政党和国家内部的监督,社会监督是外部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多数人的监督,更是直接监督和积极监督,人民群众是开展监督的"依靠力量";三是在思考社会监督的对策和思路中,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落实社会监督.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自治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自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社会自治认识的局限性、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惯性思维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身缺陷是社会自治面临的障碍。促进社会自治需要政府向社会自治组织放权放手和培育、扶持社会自治组织以及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     

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兼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和管理应在其提出背景和使用语境上来准确理解,针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社会建设和管理上的五个制约因素,转变观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政策是合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冲突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实践的启示

社会冲突理论在承认社会冲突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整合、创新、平衡等正向功能,强调以理性沟通、积极疏导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之策,最终推动社会变迁与进步。其所阐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视社会冲突的客观实在性;认真分析社会冲突的原因及其可能危害;着力建构完善、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推进社会冲突调节的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