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模式的多维度分析

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保持着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关系。自门罗主义问世以来,美国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家"后院"和安全屏障,安全利益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对拉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要素。经过近200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美国对拉美的安全治理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可基本概括为以相同或相似的安全观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实力和集体安全机制为主要工具,以始终维持西半球美国单极霸权体系为目的的安全治理模式。美国历任政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拓展、丰富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和时代内容,灵活运用具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软硬实力,逐步完善"以我为主"的西半球集体安全制度安排,或是同化、拉拢,或是打压、威慑拉美国家,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正是这些多维因素通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美国对拉美安全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持续作用下,美国对拉美安全政策一直保持高度的稳定性,美拉安全关系结构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治理:议题领域与权力博弈

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治理等。网络安全治理的议题包括对网络基础设施、流动于其中的数据、网络内容与文化和网络行为等的治理。治理的目标包括通过治理确保国家安全、谨防网络军事化趋势、避免陷入网络战漩涡、维护社会稳定,反对网络恐怖主义,打击网络犯罪,确保基础设施安全、个人信息与人身安全。在治理过程中又需要注意提升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能力,具体包括技术性权力、解释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进而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治理。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