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

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

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海盗治理与合作

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对南海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国际法对海盗治理形成了一些规范,但这些国际法的规范有的不具法律拘束力,有的规定得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有的目前不能适用于南海。而南海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南海的航行安全关乎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在南海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海盗治理问题上,应采取"搁置争议、加强合作"方略。具体应遵从四个步骤:完善国内的刑事立法;积极开展海盗治理、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双边合作;推动南海反海盗合作新的多边协议的达成;积极参加国际上打击南海海盗犯罪的联合行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

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叠一直是两国海上安全关系的焦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使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直落谷底。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也是其国内军事和油气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改变了中菲两国以往相对稳定的海上安全关系。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迅速扩张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然而,当人们将审视中菲关系的视角聚焦南海矛盾的时候,原本丰实、厚重的中菲关系已经被抽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短时期对立正成为伤害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隐患。菲律宾在依附美国谋求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将一个原本睦邻友好的地区内最大的国家——中国——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中国则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其在菲律宾经济影响力迅速下滑的困境。中国无法改变美国和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定位。然而,如果从中美战略博弈的高度理解中菲海上安全关系,中国的政策应对将更具战略效能。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

随着"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美国加大了在南海地区进行战略经营的力度。美国针对南海问题着力构建联盟新样式即小多边合作,采取"美国+关键国家""美国+南海争议国家""开放型小多边"三种小多边安全合作形式,全面干预南海事务,导致南海争端中物质性利益与非物质性诉求相交织,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和严峻。虽然囿于地区国家的务实外交、大国平衡手段以及对主导国的不信任等内生性局限,南海小多边安全行动实质性进展不大,却也带来了地区热点复杂化、中美竞争加剧等安全挑战。惟其如此,中国需慎重研判应对,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倡导多边主义,以更加长远和战略性的思维和行为塑造南海地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