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权法之于民法典编纂

文章专门探讨人格权法是否应独立成编问题。经分析认为,人格权与人格表征不同范畴体系,人格权法不应被纳入民事主体制度之中;人格权保护也不能单纯委之于侵权法规范。而因为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尚关系于民法典编纂体系结构,故还应有民法典是否设计总则编等诸多其他因素考量,但无论如何,民法典均须反映人格权法已日益丰富、复杂的内容。     

人格权法的新发展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人格权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日益丰富,强化了对生命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迅速拓展,各国普遍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日益注重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人格权保护方式的多层次和多样化,人格权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为适应人格权制度的发展需要,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构建较为完整的人格权体系适应人格权益发展的需要,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细化人格权的具体规则,强化对人格尊严的维护,进一步完善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规则,在人格权保护方面,应当强调预防与救济并重。     

略论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

财产权是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宪法和民法对财产权均做出了规定,但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的侧重点不同,也使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表现出既有差异又相互统一的特征。本文对二者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分析了两种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一）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我国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法.在立法和实践中已经规定和保护的人格权,应当继续予以肯定和完善,没有规定但是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也应当予以规定,例如信用权、形象权、知情权、环境权、平等就业权、信息权和商品化权等.在保护方法上,应当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与侵权请求权相配合,更好地保护我国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

民法典体系化是其内在要求 ,我国民法典应体现人类社会开放性与稳定性特点 ,应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为此 ,民法体系应构建如下 :总则篇 ,人身权篇、财产权篇、侵权责任篇、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篇。     

信托财产权、信托法与民法典

信托制度是一项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私法制度,当其被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继受后,就成为我国私法体系中的新成员。作为信托法核心概念之一的信托财产权,也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名新成员,它无法也不应该以传统大陆法系中的任何概念来解释。信托财产权的本质不是物权,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信托财产权既然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就理当对它有所“反映”。但由于信托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制度冲突,民法典对信托财产权的“反映”,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信托法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民法典》对罗马法的借鉴与回应

一般认为,罗马法基本精神中包含了私法本位、自然法思想、契约自由、所有权保障等观念。罗马法中许多基本精神被近代国家立法所采用,尤其是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如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物权中所有权的获得与转让、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以及债权中的约定之债等制度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均具有深远意义。从宏观角度讲,罗马法对于民法典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可以说,民法典的私法基本精神、物权、债权、人格权及继承权等内容均对罗马法相关内容给予了回应。     

浅析我国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几点问题

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注意对人格权独立成编及其在民法典中的位置设置,以及是否设立债权总则等问题。     

《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宪法权利基础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0条对公民的人格权做出了规定,其中,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其他人格权益产生的基础.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同样是宪法中第37条与第38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裁判过程中,对民法典第990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必然涉及对宪法条文的解释.而目前基于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很难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纳入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权利范围之内,这样就会出现虽然承认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民法中人格权的基础,但是却又无法将所有人格权纳入其范围之内的情况.     

民法典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时代特征

以"民"为名的《民法典》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心系人民福祉、立法为民的不变初心.独立的人格权编,把我国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历史新高度,我国人格权立法展现出法典化特点,采用同时规定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的开放式保护模式,创设人格权请求权,新增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加强人格权保护,预防与救济并举,总结实践经...     

民法依据的独特性--兼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2007年《物权法》制定以来,民法制定依据问题成为我国民法学界一个关注点。民法独立性问题受到来自我国法理学界和宪法学界非同寻常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以一般性的挑战方式提出来的,而是以“民法是否应当根据宪法而制定”的特殊方式提出来的。但是,民法在制定依据上依旧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简单地由宪法作为根据来终结或限定。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法始终具有的独立性本质,决定了民法依据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二是民法的依据问题,在历史上已经展示了特殊轨迹和独立内涵,具有自发性、宽泛性和丰富多元的特点;三是宪法虽然在近现代出场之后地位显得重要,但是从规范功能上来说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任务,不曾也不必要将自己设计为民法依据。     

对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问题的规定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差距难以容忍.私有财产权宪法地位的不合理致使公民的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宪法规范体系自身的内部整合和国家法制统一等诸多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赋予私有财产权以应有的宪法地位即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势之所趋.     

形象权主体与属性辨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名人形象在商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形象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其主体和属性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议。从商业化应用的角度来考量,形象权的主体应该是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物,并且形象权应当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来加以保护。     

在民法现代化进程中谈未来我国民法典的品格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民法典是我国民法现代化的标志。未来我国民法典应与时俱进,其品格应符合现代民法国际化的趋势,坚持民商合一,适应现代化科技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应吸收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充分昭示对人权的保护。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社会保障权宪法地位的理论思考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普遍享有的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社会风险引致生存危机时要求国家予以帮助的权利,以及享有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的权利。其是自然权利现代演绎的重要呈现,不仅属个人权利,也是一种带有请求权性质的社会权利,属于主观公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权与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自由权和社会权密切相关,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探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综述

2013年6月23、24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研究了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论坛分别针对“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立法问题探讨”,“比较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立法问题探讨”,“民事主体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及具体制度的立法完善”,“民法典制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继承法》的修正与继承法的现代化”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论坛的举办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继承法》修正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同时对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定给予了宏观和微观的参考。     

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生成规律与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现代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几部法典草案自身不足所造成,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违背了民法典生成的基本规律才是更深刻的问题。法、德、日三国制定民法典的艰辛历程说明,民法典只有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新社会秩序下才可能发挥长远的功效,作为调整民事生活的基本法和常规法,民法典无力自发调整处在巨大变革之中而尚未形成稳定秩序的社会生活。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始终处于动乱,纵然其间有过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政府,仍无法领导国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当然也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