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下)

对云南省若干地区的实证考察表明,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期徒刑适用过多,管制、拘役刑基本空置;缓刑适用比例过低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司法分流的合法性有待确认等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立法方面的,如立法不明确或缺乏弹性;也有司法或执法方面的,如考察机关负担过重,无力进行有效考察;还有地方因素的干扰,如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等。为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着手。在立法上须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确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增加处罚中的弹性规范;增设已在国内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某些刑罚制度,例如,缓诉制度、缓缴罚金制度、刑事前科报告免除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在司法与执法中应完善相关机制,以扩大缓刑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部门合作,消除地区差异。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其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应坚持从宽处罚、不适用死刑、相称、双向保护四个基本原则,在具体量刑上,应适度从宽,从轻或减轻处罚。     

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应当仅仅将醉酒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应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将酒后驾驶行为也规定为犯罪,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不宜过轻,应当提高法定刑,以实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从而降低醉酒驾驶犯罪对法益的侵害可能性.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性日益突出，甚至被列为环境污染与毒品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对此，法学理论界与司法部门从不同角度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单位犯罪刑罚的适用与思考

单位已经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现行刑法中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和刑罚制度对单位犯罪如何适用?实践中所出现的许多刑种适用不合理,刑罚制度无法适用于单位的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我们加以思考和研究。     

中美白领犯罪之腐败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自“白领犯罪”这一术语被创设以来,相关研究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作为白领犯罪类型之一的腐败犯罪的刑罚做了调整后,一度成为争议的热点.比较中关两国的刑罚可见,两国均是保留死刑和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国家,但在刑罚具体适用上则不尽相同.本文通过中关惩治腐败犯罪的基本刑罚设置、具体罪名刑罚适用、相似罪名异同剖析与比较,提出我国对腐败犯罪刑罚适用中应避免出现“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应大幅度提高行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时慎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毕竟腐败犯罪的本质是非暴力性的经济性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适用问题探讨

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不仅危害社会安定,而且给家庭造成巨大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影响其自身的健康成长,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不能简单地处罚了事,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更需要通过各种人性化的措施,减少因单纯的惩罚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结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应对其实行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的刑罚制度。     

论未成年人犯罪不宜适用罚金刑

罚金作为人民法院判处罪犯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一种刑罚方法，在刑罚普遍走向轻缓化和经济化的背景下，它的适用问题，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的适用越来越受到关注。虽然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持肯定和折衷的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更倾向于对未成年犯不宜适用罚金刑。理由如下：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典型问题探析

毒品犯罪是十分严重且复杂的刑事犯罪。毒品范围的变化翻新、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犯罪猖獗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均致其刑罚适用过于严厉(死刑被大量适用),进而在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亦较易忽略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及其正当、合法权利保护;同时,对一些"特殊"主体、特殊犯罪情形欠周密考虑,因而常常导致刑罚适用失当。鉴于此,对现行的毒品犯罪刑罚制度、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几个较典型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改善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宽严不济现状。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的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没有明确规定 ,但从刑法关于未成年人量刑原则规定的综合分析来看 ,实际上是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这显然又背离了立法的初衷。因此 ,为了保证刑罚的适用 ,应对刑法中的有关规定作相应修改。     

日本非行少年的法律保护及启示

在日本,少年非行是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少年的犯罪行为、14岁未满少年的触法行为以及虞犯等三方面的总称,主要由《少年法》及《儿童福祉法》等法律予以规制。《少年法》以少年的人权保障和健康成长为目的、以保护主义的社会复归为理念,与《儿童福祉法》等共同构成非行少年的法律保护体系。家庭裁判所以少年事件为主要审理对象、以保护处分为主要处罚手段,与社会福祉性质的儿童相谈所共同担负起日本的少年保护事业。官民协动与社会参与制度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少年保护理念的转变,完善我国的少年保护体制,将其建设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事业。     

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对我国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检讨及完善建言

死刑复核制度具有限制死刑的功能,也是“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现行死刑复核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当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如此可以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对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刑事政政策。为解决处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效率问题,可在全国设立若干最高人民法院分院负责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大力完善这一制度的具体规范,以保障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保护和教育,对此,我国目前的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具体操作性不强、执行主体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等缺陷,缺乏系统化。而社区矫正恰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应对原有项目加以改进并进行整合,同时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刑事法、构建特别法体系,完善慎逮制度、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保护和帮教作用,重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等。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法院体制改革

法院应当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条件。对照联合国关于法院为司法公正的应当具有独立性的通常标准,可以查找出我国法院在体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法院体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应当进行改革。     

实践“三个代表” 深化司法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

本文根据“三个代表”要求的理论,提出司法机关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途径则是深化司法改革,并论述了改革和完善独立审判制度、建立法官精英队伍、推行司法公开等主要问题。     

浅议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出庭举证的原则与内容

司法会计鉴定人员出庭举证,可大大减轻公诉人在专业技术问题上的压力,为法庭定案量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出庭举证中,司法会计鉴定人只要坚持举证的基本原则,把握举证的要点内容,便能达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富于逻辑的最佳出庭举证的效果.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以刑法解释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是入罪禁止机能和出罪解释机能的统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方式堵塞了去罪化的路径,应当修改为消极的表述形式。刑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罪刑法定要求以严格解释和可预测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为了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刑法解释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立法解释并对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