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效果视角看媒介融合

商业资本的运作、新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媒体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媒介融合的潮流对媒体世界乃至全球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看待和应对媒介融合,成为了媒体从业者和大众十分关心的话题。本文从媒介传播效果为出发点分析媒介融合对社会的影响,将媒介融合分成媒介中心、新闻产品中心、受众中心三个阶段性过程。     

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媒介对大众死刑观的塑造——中国废除死刑的路径分析

民意赞同死刑既是支持立法上保留死刑的最基本论据之一,又是刑事司法中影响死刑判决的主要因素。在网络社会中,口语媒介、戏剧媒介、印刷媒介、影视媒介与现代互联网传播媒介交叉影响,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控制,人为地塑造着大众的死刑观。因此,要废除死刑,就必须从媒介对文化观念的塑造功能入手。法学学者应当重视大众媒介与死刑观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复制、传播、强化"反思死刑"的文化信息,积极参与大众媒介对中国死刑观的塑造、引导。     

女性视角下的大众传媒——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综述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重要的研究派别,以它独特的性别视角和文化哲学,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女性主义在传播领域对性别歧视的批判、对传媒手段和媒介内容表现出的女性价值的研究,业已形成了该学科的中心日程。女性主义指出,大众传媒在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和女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充当了一个重要的性别偏见传播器。西方女性主义各主要学派均认定,女性价值并非天生,而正是自人类有史以来通过权力话语在社会建构起来的。她们追究了性别歧视的文化根源,并指出媒介对“权力——支配”的传统价值观是通过“话语”来建构和阐释的。女性主义旨在通过打破传播领域内的偏见和歧视,减少大众媒介对传统性别歧视的建构与影响,以促进社会的性别平等。     

网络谣言的法理意蕴——基于信息纠偏、社会公正和社会公议的视角

网络谣言是社会大众通过互联网所传播的未经权威部门核准认可发布的信息。网络谣言不仅是社会大众对个别社会公意事件的猜测和评价,更是社会大众在信息渠道匮乏的语境中对社会公正的普遍诉求之表达。网络谣言是社会大众以信息私力救济的方式参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对国家治理进行在场监督的重要形式。洞悉网络谣言的重要作用,客观分析其存在的信息偏差原因,赋予其以应有的法理地位,对化解当代中国公信力危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仍具有重大意义。     

公证行业的媒介形象分析

在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一个行业的社会形象大部分是通过新闻媒体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在一系列的信息传播、舆论扩散及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不断累积形成的。这种形象一旦建立．即成为大众观察、评价该行业及其服务的一把标尺，决定着大众对该行业的好恶取舍。公证行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行使国家证明职能的法律服务单位。同样生存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中，由于其介入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及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与社会公众联系更为紧密。对媒介形象的依赖性也更强。本文就公证行业媒介形象的现状、成因及塑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希望引起业界关注。     

论大众传播媒介的法律调控

现代社会被称之为信息时代,伴随科学按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信息、新闻传播为主要职能的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把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愈加全面和深远。正因为如此,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消极作用已成为需要解决的严峻现实问题。以积极态度去克服大众     

试析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新营销模式”

马克思主义文献是记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物质文本和信息载体。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新营销模式"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满足执政体系和社会大众需要的实践形式,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议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及对策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网络已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网络传播的便利性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给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就成为了我国司法界关注的热点。本文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就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异同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进一步构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进行了研究。     

媒介传播时态下的“微政治”：基本认知与中国语境

自媒体作为典型的媒介传播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技术力量深刻地塑造着后传统社会的生态与情境,并将人类带入了微政治的全新时代。微政治不是传统的阶级政治,它是以网络传媒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力量嵌入并塑造的社会;是将普通人的日常事务纳入政策关切,从而带来治理结构转型的一场政治社会运动。微政治也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变迁提出了挑战。     

转型期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角色

把问题摆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是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方的全面交流,其裹挟而来的文化冲击也进一步促使传统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内含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共同塑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影响力很强的“文化装置”,媒体具有极强的“聚合力”和“辐射性”,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当下传媒的文化表现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未来走向。应确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熟、健康的文化形态,大众媒体应当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努力寻找出一条展现自身使命之路。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网络问政：政府与媒介环境和谐的构建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博客、微博为主要标志的新媒体的到来,媒介越发变得个人化,引发了人类既有的各类社会组织形式、交往模式、整个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方式的全面重构,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高速变革的时代。如何在现代执政理念中引入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构建政府与新媒介势力的和谐互动,最终构建社会和谐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新读——以农民工媒介形象为例

媒介歧视现象破坏了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给大众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农民工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和新闻源。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怎样应对值得深思:它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污名化的现象。如何确立和保持人的尊严?如何寻找失落的自我?无论怎样,人的关怀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亦为了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媒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此作出理性选择。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重塑

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内生变量,引起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伴随信息技术革命而生的大数据,如同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般,成为重要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大数据自身成为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反过来,大数据本身又是大数据自身成为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突破口。形塑于风险社会的现代环境管理体制在应对科学不确定性时,强调风险预防和风险沟通。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化管理的思维将对环境管理体制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与重塑应以法制化的道路关注大数据的获取、公开、共享和保护,同时协调"条块"关系、转变环境行政服务职能、重塑环境行政权责关系。     

本体论的兴衰与哲学时代主题的转换

从历史上看,本体论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期,本体论的兴盛说明了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探讨世界的"本原","形而上"的追索构成了古代哲学的主题.近代以来,认识论的繁荣与本体论的衰落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哲学研究中对"形而上"问题的质疑和对精确科学的推崇把哲学变成了所谓的"科学之科学".哲学主题的"科学化"一方面使哲学蒙上了"科学"的表象,另一方面也使之远离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至上理想.然而,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提醒人们:科学和人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轨,哲学的科学化是不符合哲学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对本体论研究的热潮证明了哲学的当代主题乃是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问题,哲学在其中起着人类生活信念重建和理性对待世界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