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跨省区域治理:中国省级政区改革的路径选择

本文从分析我国省级政区现状特征及其改革的现实困境出发,探讨了我国省际政区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认为“跨省区域治理”是在现有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下实现我国省级政区改革的理性选择。基于此一认识,作者提出了我国跨省区域治理的基本方略,主要包括:理念更新、横向合作、区域市场、跨界组织管理等内容。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模式与变迁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运用《毛泽东文集》（1—8卷）、《邓小平文选》（1—3卷）、《江泽民文选》（1—3卷）、《胡锦涛文选》（1—3卷）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等重要文献作为语料库,以大数据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模式及其变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从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从时间序列上分别经历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三种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由中心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路径检讨与路径选择

加速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但在城市化路径选择上,由于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不同,学者们在中国应该选择二元城市化还是一元城市化、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镇优先、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还是过慢的判断上分歧严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只有深刻检讨中国的城市化路径,认真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合理协调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积极发展中型城市,做强做大中国的大城市,才能避免盲目性,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省级政府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移动政务已经成为电子政务重要的发展方向。鉴于其在提高服务效率、满足个性化需求、扩大公共参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我国省级政府先后开展移动政务建设,但各省移动政务服务水平呈现出明显差距。为了对我国31个省份的移动政务服务APP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基于TOE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入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生成了4种高服务水平路径,分别为“组织-环境”驱动型、“技术-环境”驱动型、“组织”主导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加深了对实现高水平移动政务可行路径的认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省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寻找可行路径、优化本省“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以发挥联动作用等建议,以期对各省提升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缩小省际发展差距有所启示。     

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规制、规范与认知:制度变迁的三种解释路径

制度变迁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这一概念。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制度概念存在三种解读,即规制性制度观、规范性制度观、认知性制度观,分别将制度视作外在的规制结构、偏外在的规范系统、内在的共享信念。三种对于制度的不同解读意味着对制度本质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在制度变迁根源的外生性或内生性、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变量、制度变迁的设计或演化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或有所侧重,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研究。三种制度观强调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维度,未来的制度变迁研究可在秉持某种制度概念的前提下关注更多维度,发展制度变迁的中观理论或实证研究。     

中国移民历史变迁中的"新移民运动"治理: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新移民运动"在过去四十余年经历了重要的治理思路及治理政策的转折,在当前所处的流动人口规模调整期,仍面临着进一步制度创新的压力.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中国移民群体的八种历史类型,更能凸显"新移民运动"中城市新移民的性质和特征."新移民运动"是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驱动下的自发性"乡城"移民,这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导型的政治性移民,以及从"狭乡"往"宽乡"的自发性或组织性的经济移民区别开来.在国家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移民运动"也并非明清时期"乡城"移民传统接续后的自然发展.通过梳理移民组织形态从强制性移民、组织性移民到自发性移民的历史嬗变线索,结合移民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当代"新移民运动"治理应打破路径依赖,探索制度创新.     

常规与非常规: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的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存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学习型政策变迁模式。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工具使用而生成,非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公共危机应对而生成,两种模式受布局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促进或促退地方治理效能,巩固或侵蚀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优化策略：坚持公共治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摆脱思维定式,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点;改变行为惯习,破解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的悖论困局;采用创新手段,塑造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融合格局。     

论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变迁

出于竞争和金融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放松对本国金融业的限制,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和监管的改革。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期限的临近,全国人大2003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我国向混业经营模式变迁预留了空间。应根据中国的现状,谨慎选择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     

就医重心下沉:理论、模式与路径

就医重心下沉是新医改的目标,但亟需系统,剖析.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患者自由就医状态下可能的就诊路径以及要实现就医重心下沉的关键环节;其次从首诊和转诊两个维度,将国际现有典型就医重心下沉模式归纳提炼为四大类,并对各个模式的内涵进行路径选择;最后,对我国当前实践探索模式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比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技术水平和与医院的收费差距等进行了简要分析,进而提出了“首先确定适合的目标模式,然后制定合适的步骤并渐进推进”的深化改革取向.     

动力、观念与路径:派出所制度变迁的逻辑分析与理性审视

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解派出所制度演化,进而解读中国警务运行规律提供了理论视角。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下,从动力源流、构造性观念和演化路径三个方面解析公安派出所制度的变迁过程,发现蕴含有党和政府主导、秩序的稳控和组织化调整三种变迁逻辑,在组织化调整中还包含有组织职能塑造、治理技术创新和权力结构调节三种具体路径。理性审视变迁过程,对于秩序的稳定和控制是派出所制度变迁的实质,且暗含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话的趋势。     

实现中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模式的路径

中国现行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存在诸多弊端,适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转变既是个税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发展趋势。认为:改革现行"分税制"、修善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完善纳税人申报制度、加快税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是中国从"分类"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模式转换的政策实现路径。     

高校反腐倡廉职能的生成逻辑与路径选择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四大职能,随着高校的发展,职能的拓展是其必然趋势。反腐倡廉职能的出现既符合高校职能演变的基本规律,也是时代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高校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具有知识、人才和学科的优势,且业已在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表明其具备承载这一职能的能力。当前,高校应大力开展廉洁教育,切实履行教育职能;加强廉政建设,充分发挥示范职能;强化舆论监督,秉承清议传统;弘扬批判精神,发挥激浊扬清职能;加强理论研究,发挥对廉政建设实践的指导职能。     

民主党派监督职能的实现路径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新农村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与路径选择

乡镇政府是地方经济社会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承担着组织、协调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当前加快新农村建设,需要从五个方面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实现社会管理职能;从行政管理转向经济调节,体现经济管理职能;从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实现责任政府职能;从强调管理转向规制维序,实现公共服务职能;加强乡镇政府自身建设,体现乡镇领导能力职能。     

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嵌入式党建: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与路径选择

嵌入式党建是加强基层党建的新方式。通过分析四方堰社区嵌入式党建的实践,总结了十七大后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和发展路径:居民群众的被动参与不能构建和谐社区,党员的自愿参与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动力;威权式的统治在基层党建中已经难于奏效,参与式的领导是社区党建的有效途径;垂直式的组织管理容易形成居民心理排斥,嵌入式的服务是社区党建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