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交汇期,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借助TOE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技术、组织以及环境层面对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 显示,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是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最...     

越南省级政府改革

在20多年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后，省级政府对越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地方政府体制中最高层级的省级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坚守承诺并且积极开展了省级改革，其涵盖范围从组织结构、职责和职能、省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和权力，一直到省级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联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桥梁，省级层次的政府改革给转型国家的国家行政改革树立起一个典范。     

社会中间层——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崭新进路

社会中间层是在内涵上涵盖社会自治组织、社会经济团体等概念的理论范畴,通过"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向"政府——中间层——市场"三元结构的转型,其作为经济法新的调整对象为经济法实现协调国家经济运行的立法目的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前景。本文将重点阐述社会中间层对经济法理论创新、实体法和程序法实现机制的作用和基础理论构想。     

人物点评

习近平:节约型社会需要"廉价政府"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上指出,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习总书记第二次强调厉行节约。奢靡浪费饱受诟病,尤以公款浪费为甚。政府机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管理者,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厉行节约可以引领社会风气,反之,则成为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障碍。当前,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调节既要通过国际规制的手段,又要借助全球治理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平发展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乎和谐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因而中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社会组织与我国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2013年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我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单纯依靠国家管控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要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将社会组织立法重心由管理、控制转向培育、扶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接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要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法制来规制社会组织与国家、民众的关系,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权利的边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分离又相互协作、相互推动的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浅析中国公民社会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

本文把慈善组织的发育置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中国公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之间的关系，但在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在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以社会化服务为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发育受制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应当在慈善立法、弘扬慈善文化、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和行政法治相融合的产物,在推动政府职能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价值和治理难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为保持法治政府内核不变,应该在贯彻传承性、法治性、数字性和未来性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将这些重要理念融入行政法典。同时,对于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来的理念动摇、组织矛盾、程序风险和技术障碍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在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协调、政府内外动力共同驱动、数字技术支撑,以及道德、伦理和法律共同掌控的前提下,着重完成筑牢技术基础、更新行为方式、再造行政程序以及安全风险规制等方面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综述

政府作为权威性的社会公共权利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公共政策,如何有效的执行政策,使其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得以成功的发挥,这不仅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探索的问题,更是像我国这种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政策执行的研究缘起,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和解决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希望能对该问题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的组织结构分析

为社会提供公共的制度安排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之一,在既定的政府权力和职能中,政府必须挖掘自身资源,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合理的组织结构安排是提高其这方面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在与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相关的过程和动力因素中,组织结构都可以有所作为.     

智慧型社会公益组织的崛起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社会创新。” 在创新和转型的大趋势下，如何以创新的制度环境扶持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又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建设，包括服务发展的不断提升和创新，已成为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多方共同关注和重视的任务。     

言论广角

姜明安:控权透明诚信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尤为重要法治政府建设应该从控权、透明、诚信等方面入手,当然,最重要的是依法办事、依法解决纠纷。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干部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和政绩欲,防止权力膨胀、职能膨胀、机构膨胀。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不要横加干预,乱加干预。政府应尽量通过行政指导和事后监管去取代审批、许可。政府行使行政决策权,除了应主动接受人民     

社会管理创新要立足百姓幸福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公安、城管的事情，它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政府怎样转型？转型怎样进行？这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政府规制视角下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在非政府组织已成功地嵌入中国社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其更好地发挥提供公共物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增进社会和谐程度等都有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外部的各种环境,其中政府规制对其影响最大,可以说政府规制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发展道路及其前景。本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研究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转型期中国政府改革之治理范式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入社会转型期。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变革,政府改革也必然要与这个转型的方向相吻合,笔者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治理取向”,把这种治理体系的确立过程称之为治理范式的建构。本文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两个方面阐明了治理范式建构的现实驱动力,并着重从有限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四个层面论述了其具体内涵。     

合规机制对公司治理的挑战及公司法回应

合规是公司治理的外生产物,对传统公司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公司内部的组织权力、董事义务的问责过程,以及股东至上的公司目的,都在合规机制嵌入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合规不是目的,只是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式与过程,其精髓在于通过规范转化、分工监督与信息互通的运行机制,塑造守法向善的公司文化。公司法既要促进公司治理的合规化转型,也要防止立法和执法对公司治理的硬性干预。让合规组织权力回归董事会,并夯实董事监督义务,既是对公司采纳合规机制的内部驱动,也保留了合规灵活自律的制度优势。在公司治理接纳合规的同时,还应在董事问责机制中体现组织分工、拓宽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范围,推进公司社会责任范式向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法理)转型。     

马怀德：城市服务外包应有一定范围

政府应当放权于社会。有些事项通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够做得更好，就应当将这些事项交给社会去做。特别是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金不足产生矛盾时，要采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原则，让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外包政府业务的底线是将政府承担的某些技术性、行业性、服务性、协调性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但是执法职能不能外包。     

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应急协同能力研究

伴随着政府转型和社会力量有序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其应急协同能力成为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一个关键问题。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的现实情况、中国国情和社会组织本身的独特性,客观地分析了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功能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应急协同能力指标体系,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模型,并以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为研究实例进行了评估验证。研究结果为科学认识社会组织应急协同能力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和量化指标。     

制度转型、组织行为与犯罪的多元治理——一种新的犯罪解释论及治理框架

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式的法律制度框架、非正式的社会行为准则及主流的文化价值理念共同构成整体性的制度环境,其通过外在控制机制与内在影响机制调节与约制组织的观念与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引致制度层面的持续转型,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社会组织等皆须适应外在与内在的制度环境变迁而实施相应调整。在制度转型背景下,经济组织更易发生犯罪行为,当组织的客观行为堕距于正式法律制度保护的法益变迁,组织秉持的责任伦理堕距于社会行为准则与社会容忍度变化,组织的主观认知堕距于主流文化价值理念转变时,则会导致组织行为失范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在复杂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犯罪治理需要多元组织机制共同作用,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与社会组织应当顺应制度转型变化,克服原有制度框架形塑的路径依赖,通过再制度化方式实现犯罪治理多元机制的组织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