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扬帆时——记丽泽科技从改型到跨越

十年前，当香港冠林集团开辟松下安防产品销售业务时，人们不会想到这项业务的开展会迅速成就一家公司；1997年，当一家以冠林丽洋命名的安防企业落户深圳时，人们更没有想到，这家从销售代理起步的安防企业，2000年成功转型，实现了从代理分销企业到研发生产企业的辉煌跨越。     

从智能到智慧——科达智能交通的再跨越

正偌大的舞台,我只在意主角。从智能到智慧,是2018科达在智能交通领域所诠释的理念,为了深切感受从智能到智慧的跨越,时隔一年后,记者再次走进了科达智能交通展台。立体管控、AI防控接受采访的是科达智慧城市事业部产品总监林姚华和售前支持部总监陈谷磊,记者对科达人的固有印象是低调且睿智,总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     

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跨越——论证据制度的变迁

证据制度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诉讼中的证据的含义和种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要求和标准，以及如何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各种原则、规则等的总称。哲理告诉人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在时空上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中断的，而是连续的。这恰如一江之水，永远在流。一切皆过程，一切皆历史。     

楼宇对讲系统——从模拟到数字的演进

大约在15年前国内兴起楼宇的安装对讲系统，当时这个系统功能是非常单一的，只有在楼底下访客按一个按钮呼叫住户，然后住户给访客开启门，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讲功能，后来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联网报警功能，把小区里面每一个单元的单元机通过电脑连接起来，连接管理机，管理员就可以通过拨叫方式通知住户，住户在家里面可以通过一个紧急报警按钮进行通话，这个联网功能的实现，可以说是楼宇小区智能系统一个重要的一步，使楼宇对讲系统有了社区物业管理的功能。     

从对抗到对话,从报复到恢复——对刑事和解纠纷解决制度的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新兴的刑事制度,但毋宁说是一项新兴的刑事纠纷解决思潮。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对刑事和解理念进行了思考。     

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

执法检查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渐壮大的过程如影相随、相伴相生.时至今日,执法检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其发展演化的过程表明,权威是在不断的惯常化运作中为人们所熟知、习惯、接受和尊重的.当社会需求和组织智慧默契地交融、合作与相互强化时,权力的合法性便在其日复一日的运行中自我强化.该过程也以小见大地说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初显其矫健的身躯,但仍应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知.     

从品质功能到平台集成——奥运安保系统中的视频矩阵应用特点

安全是历届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根本保障,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即将举行,奥运会安保工作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奥运安保对其中应用的各类安防技术和产品也     

从品质功能到平台集成——奥运安保系统中的视频矩阵应用特点

安全是历届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根本保障，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即将举行，奥运会安保工作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奥运安保对其中应用的各类安防技术和产品也有不同以往的严格要求。在体育场馆安保系统中占据了50％份额的视频监控系统，在外部入侵防护、区域防护、目标防护的三级综合防控体系中，是实施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直接的安防措施，需要对重要设施实施24小时实时监控；对重要领导、重要运动员所在区域、所经通道等实施重点全方位不间断跟踪保护。     

从方法到方法论——以刑事科学为场域的反思

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刑事科学发展的瓶颈。在刑事科学的场域中,结合法学方法论的一般理论,以刑事一体化为研究基点,以“根据刑事法律的思考”和“关于刑事法律的思考”为分析模式,能够界定出由理论假定、学术立场、方法体系及实践功能四部分所组成的刑事科学法学方法论之原理。在方法论原理的指引下,回应和消除具体方法的局限性,整合、调整具体方法的使用,并最终从方法走向方法论,从方法论走向成熟与理性的刑事科学。     

信息化警务跨越发展的大平台——浙江省打防控信息主干应用系统

浙江公安机关一直重视信息化在提升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更是加大投入,加快建设,积极应用,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为全面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确保公安信息化发展后劲,2003年5月,浙江省在深入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金盾工程”总体框架下, 以有效打击和防控违法犯罪为主旨,打破警种、部门界限,突出打防控的主干应用,整合信息资源,提高共享性,提升应用     

实现从“劳改头”到“教育家”的跨越——对新时期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展望

本文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监狱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看守惩罚型向教育改造型的转变”这一中心论点，结合当前监狱工作实际，展开论述。以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为切入点，以现代教育理论为立论基础，从时代背景、历史渊源、现实状态及新形势下的新思维等方面剖析了监狱工作转型的必然性和可然性，阐明了监狱管理要从“劳改头”向教育家转化的新的理论构想。     

移动设备电子搜查的制度挑战与程序规制——以英美法为比较对象

评估执法的正当需求和手机用户的合法权益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程序规制命题。移动设备搜查对警察权力的重要性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当将移动设备视为人们具有合理信赖的一个信息隐私空间。英国、美国的手机搜查规范上的域内不统一导致搜查实践的多样态、公民权利的保护缺陷。但其应对证据的移动电子化的基本思路——根据信息种类或其他变量进行立法,区别对待搜查条件——对中国相关搜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具有镜鉴意义。我国需要考虑确立获得搜查批准的原则,通过类型化规则给执法提供明确指导,并且明确搜查后的系列权利保障,进行电子搜查规则的适时调整与动态平衡。     

从以礼率刑到改法为律——先秦的立法概况

自本期起,《法制史话》专栏将陆续刊登一组知识性文章,较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我国古代先秦至明清时期的立法概况。文中所引的原文一般不附注释,如读者中有兴趣者,可与编辑部联系。     

从法律原则到个案规范——阿列克西原则理论的民法应用

司法中针对某具体个案适用法律原则的通常情形是,没有既有规则可以适用(即"穷尽规则"),或者尽管有规则,但因其与原则相冲突而被排除适用。这两种情形的规范表现在实质上均可理解为原则之间的冲突。在相冲突的原则中确定何者最终适用于该具体个案,恰是阿列克西原则理论(尤其是其"竞争法则")所要解决的问题。适用"竞争法则"的核心在于找寻与确立优先条件或变量,相较于阿列克西的比重公式,参照生活常情或"事物本质"能为其找寻与确立提供更为具体的实践操作路径,因为优先条件或变量的确立由此转变为找寻连接基本案件事实与优先原则的中点(此即"裁判案件要确定的核心要素")。以"竞争法则"为理论根基,再辅之以确立优先条件或变量的具体路径,原则的规则化便水到渠成:即通过具体的优先条件或变量确立相冲突原则中优先适用的原则(即优先原则),适用优先原则的结果便是创设一个规则(即个案规范),优先条件或变量进而成为该个案规范的构成要件。个案规范才是裁判该具体个案的直接依据。     

《兄弟》:余华小说主题的变奏——从苦难到温情,再到欲望四溢的时代

余华的长篇新作《兄弟》在主题上与其之前的小说主题上有所不同:余华在80年代作的是苦难叙事、90年代则表现出对人世温情的眷恋,到了《兄弟》,却转向对欲望横流的时代作正面的表现。这种主题的变异有得有失,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理念的重构——从以复制权为中心到以传播权为中心

"复制"在数字时代遭遇了法律尴尬。临时复制、私人复制、搜索性数字图书馆复制等三类复制行为对版权法提出了挑战。通过一些特定条款的修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复制问题。传统的理论多是从合理使用的角度试图为这些复制行为进行辩解,以寻求正当性。本文却换一个视角,直接从根本上讨论版权保护基本理念的改革,认为在信息网络时代版权保护的中心应该从复制权转变为传播权,从而构建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保护制度。     

从税收优惠到全面社会保障——以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为视角

为了矫正市场机制在保护和促进残疾人平等权利方面的失灵,税收优惠作为一种倾斜性权利配置的法律调节应运而生。然而考察我国残疾人税收优惠制度的实际运行,由于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效应,故而导致国家调节再次失灵。随着我国首次将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制度建构上必须进一步实现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从税收优惠向财政支持的根本转变。基于我国的立法发展,应重构财政支持下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以残疾人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制度替代以福利企业为中介的间接税收优惠;借鉴美国残疾人财政补贴项目之经验,区别对待天生残疾和后天残疾;征收社会保障税以统筹残疾人社会保障资助中的付费社会保险与免费社会保险制度。     

从民法到社会保障的工资债权保护——以德法两国工资保障为视角

企业等组织无偿债能力时,民法对于工资债权的保护具有相当局限性.德法两国引入社会保障机制旨在担保企业偿债不能时劳动者工资债权之实现.这不仅基于劳动者生存权保障之需要,也有利于帮助偿债不能企业重生,避免失业风险扩大.深圳和上海两地已有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来保护工资债权之尝试.我国应总结地方已有之经验和教训,借鉴德法两国立法经验,建立工资债权社会保障机制.同时修改破产法,对工资优先权予以适当限制,强化促进企业重生之法律功能.     

以政治为教育——从“革命的北大”说到“党义教育”

自清末国门被开至民国年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救亡图存之困境,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思潮并行疯长,遂使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成为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置身其中的学校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其政治教育,甚至连学校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堪称以政治为教育。在必须充当与主动担当这对结构与行动的二重奏中,诞生了革命的北大。国民党执政后亦在全国各级学校普遍实行党义教育,政治教育奉行党的主义,以党治国、治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以党为前提。国民党这种寄望巩固其永久一党专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已然落空,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