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

从默顿提出的命题开始,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政体才能够促进科技发展,而中国近年的创新表现似乎构成了一个例外。论文从经济、教育和制度等方面解释了中国的科技"大跃进"现象,指出国内的发展环境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投入要素,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也使创新体系富有效能。中国的社会规范和政策实践与默顿强调的科学原则相一致,说明保障开放和竞争的公民自由,而不是西方民主,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此外,规模经济、后发优势和公众支持也为中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和宽松的经济社会条件。论文还指出了工具理性对科技创新的潜在危害,并基于科学精神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如何构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正从"黄金时期"转入"社会福利危机时期",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价值选择与制度重构的双重挑战。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应从"反贫困、重效率"向"保障积极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回归;社会保障的核心制度模式应当是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将国民的发展权置于首位,促进充分就业,使发展型社会保障与积极的就业政策之间呈现良性的互动。我国应依据上述原则和理念,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     

当代挪威福利国家中的性别平等及针对已婚育女性的政策

尽管在不同的国家语境下"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含义可能并不一致,文章主要考察当代挪威针对有儿童的家庭的各种政策方案,同时对家庭如何适应这些政策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从正式文本上来看这些政策项目是无涉性别的,但与男性群体相比,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更为积极地响应并适应这些政策项目,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结论。论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挪威当前人口与就业模式的概况;第二部分总结了面向拥有儿童的家庭的各种政策项目,并且会进一步把这些政策项目与一些更为广泛的福利国家政策问题及"生活与工作平衡"的主题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之上,论文的第三部分及最后一个部分考察了正式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政策调适和更为普遍理论意涵之间的关系。     

“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众创"试验:理解中国政策创新的新视角——基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演化的案例研究

试验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实用主义特征的政策创新策略,能够结合实践需要表现为不同样态.当前,关于政策试验的研究大都默认以"试点-推广"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而忽视了试验的多样性特征.研究基于对国家治理实践的观察和对既有框架解释局限性的反思,在经典的"试点-推广"模式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竞争性解释框架,即"众创"试验.这种试验模式主要用于应对那些具有复杂程度高、时间压力大、地方情境差异明显等特征的政策创新议题,并且遵循一条截然不同的试验路径.论文以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为例,借助实地调研资料和相关公开数据,剖析了"众创"试验的实际过程.研究发现,"众创"试验下的政策创新过程具有开放式探索、累进式创新、差异化选择的特征,并且在目标取向、中央角色、知识生产、创新扩散、发展路径方面呈现出与传统"试点-推广"试验不同的深层逻辑."众创"试验框架为理解我国政策创新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推动政策试验领域的知识增长.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国家战略嵌入地方发展:对竞争型府际合作的解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带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过去,中央和地方调控关系放松后,地方政府间缺乏体制性的规则约束,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自主协同与合作常流于形式。论文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层级的提升,在央地互动过程和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二维框架下,形成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新模式;特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自主试验推进政策创新,中央政府介入后推动地方改革走向规划整合。国家战略对地方发展的政治嵌入,使得府际合作需考虑战略规划带来的要素作用,以及"嵌入"后形成的府际关系转变:(1)在理论要素上,形成了依托行政权威、制度规则和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同时兼顾平台搭建、利益协调与政策激励的宏观引导;(2)"嵌入"是地方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互动作用的关系样态;(3)地方合作经历了"地方发展的自主竞争-地方政策的先行先试-国家战略的高位推动-国家方案的稳步出台"四个状态,体现了国家战略嵌入对府际合作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论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提出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模式,剖析了竞争型地方发展转向合作的影响要素和演进过程。     

通过市场主体实现住房保障之国家义务——美国包容性规划法律政策的启示

一般公法原理上而言,面对住房保障等行政任务的压力,包容性规划政策的出现,体现了给付行政背景下国家任务的逐步扩张。从比较法的视角切入,通过对美国包容性规划政策的制度梳理,从法定要件与规制政策上来分析,包容性规划政策如何将原本属于国家层面的保障房建设义务转移至市场主体,通过商品房搭配建设保障房的方式,来增加保障房的数量供给;同时,包容性规划政策对于阶层居住融合的规制目标,反映了现代规制国家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效率的价值判断,而趋于重视"社会团结"等非经济价值因素。但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切入,由于包容性规划政策本身所附带的财富再分配特征,法院对待包容性规划政策的态度体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司法在此议题上亦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通过对美国包容性规划政策的制度介绍,也为当代中国地方层面上保障房配建政策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比较法上的规制经验。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有关机构

美国国会1969年通过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环境法规.这个特色表现为其结构简单而中心突出.这个中心就是对环境影响说明书制度的规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要评介,进而评介与实施此法关系密切的有关机构.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美国国家环境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刺激起来的忽视环境效应的经济高速发展给美国的环境质量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后越来越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环境保护的呼声越     

美国软件专利之开放对软件产业的影响

美国一直拥有全球最大的软件产业,也是最大的软件市场.同时美国软件专利的发展.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变革,都深深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软件专利政策的制定.尝试回答"软件专利是否有助于美国软件产业的创新发展?",期望从了解软件产业本身的创新特质后,深入比较软件产业与其它产业(如生技与制药、半导体或电子产业等)之创新型态差异,藉以解释什么样的专利政策比较适合于软件产业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与社会政策发展

论文指出了全球化的三个重要维度并分析了全球化对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性。基于对研究文献的分析,论文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是可以区分的．同时讨论了这三种维度的各项指标。有关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得出了不同结论。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其重要影响,但全球的和／或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因素却决定着社会政策发展的可能类型。因此,只有把全球化的政治与文化因素等方面也考虑进去,才能充分地认识社会政策的发展。     

东亚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日本、韩国与台湾为例

论文考察了近年来日本、韩国与台湾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发展情况。通过仔细观察医疗政策、养老金以及与劳动市场相关的其他社会政策的变化,文章尝试探究在这些领域发生的变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佐证一个从发展范式向普遍主义范式的重要转变。论文解释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变化的要旨和方向,认为能够解释他们的政策偏离的原因,不仅存在于经济的重组中,同时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态之中。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地方主官是政策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党管干部体制下地方主官如何推动政策扩散缺乏关注。论文建立了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多规合一"改革案例分析,初步确证地方主官从原任地到履新地的政治流动对政策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企业家的支配性权威与问题界定,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是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为建构中国特色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理解中国地方官员行为逻辑有所助益。     

论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完善我国环境法制的启示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是一部在世界环境法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律。它以一系列立法创新为美国当代环境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对于新时期的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而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提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环境法制战略突破口的选择、观念更新、职能创新和制度创新四个紧密联系的重要方面。从这4个方面吸取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有益经验,对于新时期我国环境法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

日本环境权说在立法、司法和环境行政实践中遭到了普遍怀疑和普遍拒绝。在环境权入宪的国会讨论中,支持派或主张把环境权"作为国家政策"加以规定、以"环境的义务"的形式规定,或主张仅仅把环境权的"精神"植入宪法,都不主张直接把环境权规定为宪法权利;反对派或认为环境权不宜进入宪法权利体系,或以与环境权相对应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为由反对明确规定环境权,或认为规定环境权不如规定其他具体的人权,甚至认为讨论环境权入宪是误入歧途;折衷派认为环境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象,其理由或为环境权内容含糊、环境保护立法定位未定,或为反对环境权入宪的观点也有道理。日本司法界拒绝环境权说的主要理由有(1)根据环境权的主体不明确性;(2)环境权的内涵不明确;(3)环境权这一概念多余。日本环境行政也没有采纳环境权的理念,而是贯彻了(1)环境"有限性"的判断安排法律政策;(2)用来自对环境整体性的积极反映的整体性思维指导环境政策安排;(3)以共同利益作为处理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原则;(4)以职责——监督为环境行政系统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等原则。日本环境权说遭遇困局的原因出在:第一,萨克斯并没有向日本学界传授环境权的真"经",他的演讲没有回答什么是环境权,而是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讨论了这个制度产生的合理性;第二,日本学界所"发扬"的环境权以私权环境权为代表,而这种挂环境标签的权利与日本的环境观不相容。     

老龄化背景下东亚家庭主义的变迁——以日韩老年人福利政策为例

家庭在东亚国家的福利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已经对东亚地区以家庭为首要责任主体的政策取向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回应需求增加与家庭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着政策方向调整的压力。论文梳理了日本和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发展,从社会政策的家庭主义分析框架入手,讨论了以日韩两国为代表东亚福利体制家庭主义的变迁轨迹。论文认为,传统东亚的家庭主义是一种隐性的家庭主义,假定家庭是老年人福利状态的首要责任者,社会政策既不致力于增强家庭的功能,也不支持家庭之外的福利主体的作用发挥;伴随着老龄化,东亚家庭主义开始在增强家庭功能与寻求对家庭的替代两个方向上进行的政策努力,向自主的家庭主义靠近并形成自身特点。论文从具体社会政策角度切入讨论,超越传统从儒家文化与意识角度的探讨,使得家庭主义的变迁更容易被观察与分析,也为后续更为精确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     

专栏导语

<正>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专栏,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一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读。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政策研究的理论解释模型的构造,这一点对探     

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论文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嵌入性的视角,重新考察在创新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三种治理方式在人类活动的协调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极少单独行之,而是呈现出相互嵌入性。经济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由企业家行动所推动。创新活动的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治理来协调,而创新型企业中的创新过程则由社群治理力主导。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累积性、集体性,因此,集聚化和网络化对于创新经济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政府通过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创新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创新政策有三种理想类型,即新制度自由主义、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和协作型协调主义。行政、市场、社群机制能否在互补嵌入性中相得益彰,是创新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