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超越: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运用地理关系谋划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的本来使命.以扩张、对抗和谋霸为核心的传统地缘政治存在逻辑缺陷,不能合理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现实,也无法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为此,需要创新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新地缘政治观来重新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中国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实践,表明新地缘政治具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和现实应用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传统安全的"窘境"

独联体中的三个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不仅将对独联体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冲击,而且将对俄罗斯的传统安全及其观念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安全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而建立起来的,它经常导致相关国家主权的丧失或者缺失."颜色革命"所导致的国家自主意识的增强和俄罗斯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将使俄罗斯的传统安全陷入"窘境"之中.     

非洲之角政治转型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非洲之角多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开启了整个地区的中长期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型同时在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展开:个人层次是顺应地区人口年轻化趋势的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国家层次是顺应地区发展需求的从"安全第一"向"发展第一"的治理思维转型;体系层次是因应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的跨红海地缘政治回归。这一转型的推进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可塑性。鉴于地区内国家自身能力差距及其传统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可望把握好该地区的可塑性并降低不确定性,推动其政治转型稳步走向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云南省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打破了长期以来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边境贸易口岸定期、定时互市后的人口流动限制,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推动了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跨境民族教育既体现地缘文化关系,又体现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因此,跨境民族教育成为国家边疆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各国踊跃参与的国际合作实践。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以及用怎样的地缘政治思想作指导。历史上传统的"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地缘政治学说,目的大都是为争夺地缘霸权或军事战略服务的,与"一带一路"追求的互利共赢目标格格不入。然而,某些国家仍会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一带一路"。为使"一带一路"建设拥有与其相配套的地缘政治新概念,作者提出"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平合作,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结伴不结盟的网络化利益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政策沟通,形成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网状开放体系。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必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     

“安全与发展”: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

二战结束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是巴西的地缘政治形态、国内治理、国际关系、对外战略等问题,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目标和口号。这种研究通过鼓吹加强领土控制、促进国内治理、主导地区形势来实现大国抱负,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思想基础源自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与逻辑,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和强权政治色彩,但巴西学者对缩小国内的地区差异、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在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稳定的国家"的口号下,巴西地缘政治学者高度关注巴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巴西的重在意义。戈尔贝里把使本国经济现代化和完成巴西的地缘政治目标视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地缘政治思想对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1964年军政权上台后巴西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在巴西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巴西地缘政治思想提供的诸多政策手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     

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及其地缘影响CSSCI

"印太"从地理概念转型为新的政治与战略构想,既是地缘政治变化的反应,又凸现了美国利用其继续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极力拉拢其盟国,并主动发展新的伙伴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地缘战略制衡态势,从而使中国的崛起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并提出应对之策。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及其地缘影响

"印太"从地理概念转型为新的政治与战略构想,既是地缘政治变化的反应,又凸现了美国利用其继续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极力拉拢其盟国,并主动发展新的伙伴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地缘战略制衡态势,从而使中国的崛起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并提出应对之策。     

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建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

苏联解体使原来苏联的疆域上出现了15个新兴国家(其中12个为独联体国家),使与中国有共同陆路边界的国家由12个增加到15个,同时也使相关国家面临新的安全环境。1991年12月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始探索建立一种新型安全关系模式——合作安全关系。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有关国家在边境地区各自裁减军事力量并在边境地区建立相互信任;其二是有关国家在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地缘政治属于国际政治范畴.任何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都具有时空规定性.政治的时间规定性形成政治史,政治的空间规定性形成地缘政治,政治的时空规定性形成地缘政治史.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力量对比、权力结构及相互关系性质,以及相应的政治思潮.所以,分析地缘政治演变,需要关注地缘政治格局与性质演变的驱动因素.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演变具有高度相关性.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中,维护和保障"冰上丝绸之路"安全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冰上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条件恶劣、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各方利益协调困难,基于传统风险管控理论"风险预测—风险管理"的研究范式在"冰上丝绸之路"安全研究中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为此,本文提出了在韧性理论框架下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风险进行治理的构想,将风险暴露且产生冲击(即扰动)作为韧性能力损失的必要条件,承认风险暴露的常态化,聚焦韧性治理能力建设,关注安全风险对韧性治理能力的动态冲击.从"吸收—适应—恢复"三个空间维度解析韧性治理能力的层次结构,从"扰动之前—扰动过程—扰动之后"三个时间阶段分析韧性治理能力对风险的管控机理,最后从形成定期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冰上丝绸之路""技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落实"冰上丝绸之路"命运共同体理念三个方面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韧性治理策略.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上)——传统安全因素

安全是影响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一个重大因素.从传统安全视角来讲,领土边界争端不仅同国家的军事安全患息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安全也有密切联系.就军事安全来讲,国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边界、地缘政治因素是导致中东边界领土争端与军事安全休戚相关的3个重要因素.就政治安全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制度安全是影响中东边界领土争端的两大要素.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